一、“诗”与“史”的结合,即文学性和历史性的统一。首先,它不是对历史小事或事实进行简单的敷写或重复,而是史事的文学化,将史事以文学形式中特有的诗的手段,进行重新的理解和架构,最终成为一种不同于历史的文学样式。其次,又有历史事实作为凭依,而不是空发议论或单纯地抒情。如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此词充分表现出英雄心灵世界的丰富和曲折性,深度开掘出词体长于表现复杂心态的潜在功能。
二、“咏史”与“言志”的统一,即借咏写历史表现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咏史是动因,言志抒怀才是最终的旨归。而这类诗歌中所表达的“志”的内容,大多是建功立业的理想,是对国运兴衰的担忧,无论是李白的《古风》还是王维的《夷门歌》,都隐藏着诗人的心志。辛弃疾的词中歌颂了大批古代的英雄人物:有“悠悠万世功”的大禹,有“隆中卧龙”的诸葛亮;有出师北伐感叹“树犹如此”的桓温;有“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有“石卧山前认虎”的飞将军李广;有“尚能饭否”的老将军廉颇等等。作者歌颂这一大批英雄人物,是为了抒发自己的英雄襟怀和渴望为国立功的抱负。
三、古诗词的创作路数,通常先由眼前所见之景物,然后再由凭吊古人引发对当下的时代社会或者自我生存状态的思考。如,此词虽题为“怀古”
辛弃疾写词,有着自觉而明确的创作主张,即弘扬苏轼的传统,把词当作抒怀言志的“陶写之具”,用词来表现自我的行藏出处和精神世界。
首先,辛弃疾的词拓展了词的意境,展现出气势豪迈的英雄形象。辛弃疾平生以英雄自许,渴望成就英雄的伟业,他横刀跃马登上词坛,又拓展出一类虎啸风生、气势豪迈的英雄形象。他明确宣称“要写行藏入笑林”,其词中的抒情人物的形象不仅丰满鲜活,富有立体感,而且具有变异性、阶段性特征。稼轩词所展示的自我形象,是唐宋词史上独一无二的个性鲜明丰满的英雄形象。
其次,是对心灵世界的深广开拓与对社会的理性批判。辛弃疾对词的心灵世界也有深广的拓展。南渡词人的情感世界已由个体的人生苦闷延伸向民族社会的忧患,辛弃疾继承并弘扬了这一创作精神,表现出更深广的社会忧患和个体人生的苦闷。如名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充分表现出英雄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曲折性,深度开掘出词体长于表现复杂心态的潜在功能。辛弃疾对民族苦难忧患的社会根源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在词中,他往往用英雄特有的理性精神来反思、探寻民族悲剧的根源,因而他的词作比南渡词人有着更为深刻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如他在《摸鱼儿》词中对排挤妒忌自己的群奸小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抨击。辛词系统地批判了当时社会的腐朽黑暗,不仅拓展了词境,也提高和强化了词的现实批判功能。
再次,辛弃疾拓展词境的另一个层面是对农村田园生活和隐逸情趣的表现,给词世界增添了极富生活气息的一道清新自然的乡村风景线,如《清平乐》(茅檐低小),词人用剪影式的手法、平常清新的语言素描出一幅幅平凡而又新鲜的乡村风景画和人物速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