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是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1955-1973年费正清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哈佛的希根森历史讲座教席。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于其门下。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夕，两国高层领导人案头摆放的就是他的《美国与中国》。
认识现实不能忽视历史,只有对历史有了深刻的认识,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费正清从认识中国的历史传统出发,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进而认识中国的革命过程和中美关系.他把中美关系置于世界历史中去思考,分析了中美关系矛盾冲突的根源.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模式并非一元,而是多元的.在多元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应该加强制度、文化和心理上的理解,不能无视其历史传统,加强认识与理解是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基础.
这本书可以让你知道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是如何理解的以及中国和美国历史的巨大差异导致的中国和美国的不同发展道路，可以引起读者深沉的对历史与文化的思考。
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
《中国：传统与变迁》（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是世界上（在世时）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及希根森历史讲座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全书共43.5万字，费氏以他特有的大师风度及幽默精辟的笔调记述了中国自半坡、龙山文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十年代以来几千年的历史。我用了三天时间读完全书，如沐春风。读书过程中，不经意见就可以察觉到费氏的“良苦用词”所蕴含的智慧。每每会心独笑，方才体会到旁人旁物所不能给我带来的快乐。
作者跳出“天命”、“王德终始”的圈子，从统治者个人因素、经济和政治因素切入，透析这一历史怪圈的。如作者在第四章第四节论述西汉政治时指出：
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这是因为创业者形成一个短小精悍的统治集团，而他们又在战争中消灭了其余势力，因此国家财富大多流进国库。国家在获得的和平中得到发展，于是人口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
但是万物盛极则衰。朝廷钱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驿道、水渠、和城墙。为了维护军事上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得太广而难以为继。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湎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凡在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困难。
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且日益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谨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这一阴暗的描述对于今天的社会现实就不乏警醒的意义。
我一直感觉我们处在自我的优越感里，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言语表达，读了费氏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他的“汉族文化中心主义”似乎就是我要说的。我们引以自豪的期望的“伟大的民族复兴”也许就有这方面的因素，还有我们经常的与别人比高下的时候，总忘不了把我们的五千年历史文化拿出来助威，这就是高度的文化优越感。
汉族文化中心主义
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由于高度的文化优越感，即使中国在军事上败于“蛮夷”之手而被异族征服，在文化上却始终处在不败的地位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同时，中国人对异族统治的憎恶也导致其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尔后更逐渐发展为对外界冷漠、憎恶的内向型心态。“从斯时起，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与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想到，在文化竞争中并不占据优势的今天，中国应如何在打破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同时，维护、发扬本国的传统文化？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中国人不能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关键还须站稳脚跟走好自己的路。不过，正如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所指出的，只有主体通过“他者”视角返观自身的“视域剩余”时，才有可能把握主体的“超在性”。自信来自了解“他者”对自身的看法和评价。同时，“一切对于‘他者’的言说都是自我言说”，“他者”的评价恰恰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者”的某些特性，像费氏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事实上也为我们观察、了解西方思想提供了一面“潜望镜”。“读史令人明智”，信矣夫！
费正清
费正清原名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他的中国名字是梁思成所取，取儒门史家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治史美德之意，费氏欣然接受。而他一生实践也实践了这一点。
费正清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推动中美关系的主要学术发言人。他历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美国历史协会主席（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虽毁誉参半，然就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巨大的影响力而言，在西方当代的学术思想史上，可超而不可越。
他念哈佛大学时，接受一个英国教授的建议，决定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因为当时故宫档案正大量印行。于是他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外交史，并结识了英国的中国通马士（Housea Ballou Morse）；当时马士已自中国海关退休多年，正在撰写近代中外关系史，适时给费氏以亲切和鼓励，费氏遂决定博士论文写中国海关。二十五年后，他的论文改写成书，命名为《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之开放，一八四二–一八五四年》，即以纪念马士，以表感怀景慕之意。
1932年费氏到北平，至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指导下，研究故宫清季档案。1936年牛津毕业后，返哈佛任教。二次大战时短期从政，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及美国驻华新闻处处长。他战后复回哈佛，1959年升为讲座教授；首创哈佛东南亚研究中心，任主任职凡十八年（1955-1973），贡献极大。1977年，为表彰他的巨大贡献，该中心被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费氏一生致力于中国史研究，成就巨大，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观察中国》（China Watch）及《中国：传统与变迁》（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等。主编了《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费正清(J.Fairbank)
原名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他的中国名字是梁思成所取，取儒门史家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治史美德之意，费氏欣然接受。而他一生实践也实践了这一点。
费正清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推动中美关系的主要学术发言人。他历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美国历史协会主席（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虽毁誉参半，然就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巨大的影响力而言，在西方当代的学术思想史上，可超而不可越。
他念哈佛大学时，接受一个英国教授的建议，决定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因为当时故宫档案正大量印行。于是他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外交史，并结识了英国的中国通马士（Housea Ballou Morse）；当时马士已自中国海关退休多年，正在撰写近代中外关系史，适时给费氏以亲切和鼓励，费氏遂决定博士论文写中国海关。二十五年后，他的论文改写成书，命名为《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之开放，一八四二–一八五四年》，即以纪念马士，以表感怀景慕之意。
1932年费氏到北平，至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指导下，研究故宫清季档案。1936年牛津毕业后，返哈佛任教。二次大战时短期从政，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及美国驻华新闻处处长。他战后复回哈佛，1959年升为讲座教授；首创哈佛东南亚研究中心，任主任职凡十八年（1955-1973），贡献极大。1977年，为表彰他的巨大贡献，该中心被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费氏一生致力于中国史研究，成就巨大，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观察中国》（China Watch）及《中国：传统与变迁》（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等。主编了《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费正清(J.Fair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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