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包括隆庆至万历年间的50多年),市民阶层已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思想领域进入活跃期,在王学左派(泰州学派)的影响下,戏曲理论兴盛,形成一股浪漫主义思潮,强调戏曲要写人的真情,对封建礼教和复古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同时对戏曲艺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人,或署田水月。浙江山阴即今绍兴人)的《南词叙录》,是第一部专论南戏的专著。他充分肯定“以村坊小曲为主”的南戏本色,反对当时戏曲界流行的时文风,反对拘守宫调,强调戏曲要抒写真情,有“真本色”,“宜俗宜真”、“越俗越家常越警醒”,主张曲词要“文既不可,俗又不可,自有一种妙处,要在人领解妙悟未可言传”。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泉州晋江人)在“童心说”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戏曲的“化工说”,肯定了《西厢》、《拜月》的“化工”之美。著名戏曲作家汤显祖以其巨著《牡丹亭》歌颂了人间的真情,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强调戏曲要表现人间的至情,因而戏曲作品应“以意趣神色为主”,反对片面强调声律的看法。在《宜黄戏神清源师庙记》一文中,他指出戏曲能“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把生活经过提炼而展现于舞台,对演员的表演艺术也作了精辟论述。在《焚香记序》中,他指出“填词皆尚真色,所以人人最深”。戏曲音律家沈壕(1533~1610,字伯英,号宁庵、词隐。吴江即今苏州人)在《词隐先生论曲》中,强调剧本文词要“合律依腔”,提出“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为曲中之巧”的观点。沈王景和汤显祖在处理文词与声律的观点针锋相对,从而引起论争,形成了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和以沈王景为代表的吴江派之争,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王骥德(?~约1623,字伯良、伯骏,号方诸生、玉阳生、秦楼外史、方诸仙史。会稽即今绍兴人)的《曲律》一书,是中国第一部规模最大的系统论述戏曲艺术的重要著作。全书40章,今存天启五年原刻本。从北南曲的源流、南曲声律、传奇的作法,以及戏曲创作中的诸种问题,对戏曲艺术作了全面的探讨,并对元明两代戏曲的作家和作品作了广泛的品评,同时,对入明以来,戏曲创作中的道学风、时文风、骈绮风作了有力的抨击。书中高度评价《西厢记》和《牡丹亭》,对汤沈之争作了公允的评述。在创作方面,重本色,认为戏曲要“模写物情,体贴入理”,剧本应做到“词格俱妙,大雅与当行参间”,才是上乘之作。他重视布局与剪裁,强调创新,对用句、用字、衬字、对偶、俳偕、戏曲的虚实关系,以及演唱方面,都提出了不少精见,集明代剧论之大成,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