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对否

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由于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在宣传方面过于侧重策略技巧，在实际承诺中因为种种原因，时有爽约行为发生，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因而也降低了政府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梦想在召唤，改革再出发”，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向全面改革的号角，地方政府重任在肩，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强政府公信力，势必影响这次战略在管辖区域的实施。政府公信力是政府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和网络的认可而赋予的信任，并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政府作为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的组织，其公信力程度通过政府履行其职责的一切行为反映出来，因此，政府公信力程度实际上是公众对政府履行其职责情况的评价。地方政府必须牢记建立诚信政府宗旨，将绩效评价引入政府公信力建设体系中，在涉及到公信力方面建立考核标准和检验环节，并使期制度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目标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而法治政府的重要标志是制度的先进性。
二、 增强政府执行力的关键在于对目标的追踪和跟进
执行力可以理解为：有效利用资源，保质保量达成目标的能力。执行力指的是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是把组织战略、规划转化成为效益、成果的关键。执行力包含完成任务的意愿，完成任务的能力，完成任务的程度。其表象在于完成任务的及时性和质量，但其核心在于组织战略的定位与布局，是组织运行的核心内容。
以往许多人认为，领导的职能是决策，执行是下属的问题，以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推不走，甚至推了也不走”等一些不正常现象屡有发生。世界组织行为学大师、领导力大师保罗·赫塞博士鲜明指出： “执行力”的本质是“领导力” 。其不但打破了人们对决策理解的误区，还点出了“执行力”在“领导力”中重要地位。也就是说“决策”应包括“如何能使下属将领导的意图贯彻到底”的内容，执行力是检验领导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有关保罗理论，人们作了如下介绍：
1、戴尔的成功：迈克尔·戴尔本人执行力的体现。
2、容易被领导人忽视的一面：选拔人才。
3、执行能力的核心所在：对项目的追踪和跟进。
4、人才训练：领导人培养团队执行力的手段。
5、中层管理者的领导力：执行领导人意图的重要保障。
笔者认为，这其中“对项目的追踪和跟进”不但是“执行能力的核心所在”，而且也是增强政府执行力一个突破口。15方面改革如何追踪和跟进将决定这次全面改革的成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协同性”显然包含了“执行力”和“决策力”的协同。因此，建立对执行力的目标追踪和跟进制度非常重要。
三、 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提高根本在制度建设
郑永年先生在《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中指出：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最大份额，达到世界总额的32.9%。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真正的经济强国。可惜的是，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的急速衰落的过程。应当意识到的是，近代中国的衰落并不是仅仅是因为人们一般认为的朝廷的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当总体国家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那么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郑永年先生揭示的是规律性的东西，国家的崛起首先是制度的崛起，改革的长远目标也是建立先进的制度。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并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因此，在我们研究如何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其目标是为了制度的完善，应该注意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既是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手段，也是它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