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早期中国地质调查的宏论

吴凤鸣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一、李希霍芬及其人

斐迪南·保尔·威尔赫姆·弗莱郝尔·冯·李希霍芬 ( Fe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von Richthofen，1833 ～ 1905) 是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1833 年 5 月 5 日生于普鲁士 ( 上西里西亚) 巴登符腾堡的卡尔斯鲁赫 ( 今属波兰) 。1856 年毕业于柏林大学，早期曾考察和研究过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多洛米蒂山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地质现象; 成功地建立南蒂罗尔的三叠系层序; 1860 年应邀随同德国经济使团访问过锡兰 ( 今斯里兰卡) 、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曼谷，以及缅甸的毛淡棉等地; 1863 ～1868 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进行地质考察并曾发现金矿; 同时还从事过花岗岩、火山岩、白云岩，以及珊瑚成因的研究。

1860 年和 1868 年，李希霍芬先后两次来中国进行地理、地质考察，1872 年返德后名声大振，受聘于柏林大学、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大学担任教授，担任过柏林大学校长，连任过柏林地理学会主席，当选为国际地理学会主席，以及德国、法国科学院院士，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1905 年 10 月 6 日逝世。

1877 ～ 1912 年，出版了书名为 《中国》 的五卷集地质考察报告，成为我国早期重要的地质文献。

二、两次来华进行地理 － 地质考察的 7 条路线

1860 ～ 1862 年，李希霍芬随同普鲁士 “远征团” 赴亚洲东部进行地质考察，于 1861年到达中国上海，但当时由于他受到清朝政府的限制，仅困居于上海，实际上未能进行任何考察活动。

1868 年，李希霍芬获得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再次来华，进行实地地质考察。后来，他又获得上海外商会的资助，精心设计了 7 条考察路线，以上海作为基地，从 1868年到 1872 年 4 年间，足迹遍及中国 18 个省 ( 区) ，进行地理的、地质的考察，其考察范围北抵辽宁沈阳，西到四川成都，南到广州 ( 包括中国香港) ，东到舟山群岛，时间之长、地点之多，均非他人所能及。

从上海外商会获得资助的条件是，对考察地区获取的地理和地质资料，包括物产、人口、交通、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经济概况，及时向商会作专题报告。从而，也充分显出李氏来华进行考察的目的背景。

李氏考察的 7 条路线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条路线: 1868 年 11 ～ 12 月间，主要地区是杭州、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等地，尤以对舟山群岛考察最详。

第二条路线: 从 1869 年 1 月起，再次赴南京、镇江，转入湖北 ( 武昌及汉口) 。

第三条路线: 从 1869 年 3 月开始，相继有半年时间，主要考察山东郯城、临沂、泰安、济南、章丘、博山、潍坊、芝罘。1877 年，他曾专门提交报告 《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文中强调青岛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渲染胶州湾良港之说。后渡海到达辽东半岛，去过瓦房店、盖平、熊岳; 后进入大孤山，到达本溪、沈阳; 经山海关，又考察开平、滦县、丰润、玉田及一些煤田; 经通州再度进入北京及其西山附近进行地质调查与研究，把北京南口出露的古老地层命名为震旦系。在北京休整后，返回上海。

第四条路线: 从 1869 年 9 月开始，主要是在江西 ( 九江、景德镇附近) ，转到安徽屯溪，后乘船经新安江、钱塘江到杭州返回上海。

第五条路线: 从 1869 年末到 1870 年初，从上海直达中国香港，进入广州经北江到湖南宜章、郴州，乘船经湘江、洞庭湖入长江到汉口转入河南洛阳、经山西晋城到山西太原、阳泉，再经河北正定到达北京，从天津返回上海，重点考察了山西、陕西煤矿资源。在这次考察中，大约在 1870 年，李氏从北京发出的信中大肆渲染了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石炭大国! ”“山西一省的煤可供全世界几千年的消费! ”并绘制了中国第一张 《中国煤炭分布图》。

第六条路线: 1871 年 6 ～8 月间，先从上海到宁波，进天台山到金华、桐庐等县，经兮水县进入天目山，越过千秋关，到安徽的宁国、泾县，到达芜湖，乘船再到镇江，往返南京、镇江多次，进行较细致的地质考察和测量。

第七条路线: 从 1871 年 9 月至 1872 年 5 月，是他 7 条路线考察中时间最长的一次。从上海乘海轮至天津到北京，再次对西山斋堂等地进行考察，经鸡鸣山、宣化到张家口，转至大同、五台山考察，发现 “五台绿泥片岩”。到太原沿汾河河谷南下至潼关，入陕西经西安到宝鸡。据有关文献记载: 河西走廊南缘山脉，曾以李希霍芬命名，即今祁连山脉之一部分。李希霍芬在 《四川记》中盛赞成都是中国最大城市之一，也是最秀丽雅致的城市，还感叹都江堰灌溉方法完善，在世界上无与伦比。随后，他转入嘉定 ( 乐山) ，经岷江，转长江返抵上海，途中对三峡地区考察甚详，“收获”最大。

李希霍芬在 7 条路线的考察中，记录大量野外地质资料，搜集和采集大量的化石、岩矿标本; 绘制了考察地区的地形图、素描图、地质图和地层剖面图等。考察的间隙时间，及时撰成报告，把所观测到的景象，按承诺向外商会报告。外商会在 1903 年将李氏的“报告”汇集成两大卷册，取名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

1872 年，李希霍芬返回德国，深受威廉二世的嘉奖和赏识，学术和社会地位都青云直上，一时名跃全球。

三、五卷集宏著 《中国》编成出版

在普鲁士政府支持下，李希霍芬集中精力整理和撰写他在中国的地理 － 地质考察专著。从 1877 ～1912 年，历时 35 年，完成了宏著 《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 简称 《中国》) 。全书共五卷，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

第一卷: 于 1877 年出版，由他自己执笔撰成，主要论及中亚及中国区域地理概貌，其中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内容，尤为丰富而珍贵。

第二卷: 于 1882 年出版，由他自己主编而成，主要包括考察区域的自然、地质矿产资源，以及社会和经济内容，涉及辽宁、山东、山西、甘肃、陕西、河南等地。

本卷涉及内容最为丰富:

( 1) 1872 年在五台山发现的五台绿泥片岩，为建立我国古老地层系统———寒武系之五台系 ( 上) 和滹沱系 ( 下) 奠定了基础;

( 2) 1871 年提出 “震旦”一词，把早古生代至元古宙一大群碳酸盐为主的地层，命名为震旦系，并以北京南口出露的地层为标准;

( 3) 在河西走廊南缘调查了今祁连山山脉，有的并以自己的姓命名，同时还指出罗布泊的地理位置及楼兰遗址;

( 4) 把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称之为 “丝绸之路”;

( 5) 在华北、西北调查中，提出黄土成因的 “风成说”等;

( 6) 在考察中发现许多褶曲和断层，在秦岭发现了逆掩构造。本卷还附有一张中国北方构造图，图上画了一条 “兴安线”的推测断层构造线，从兴安岭经太行山，一直到宜昌附近，还提出北方有一个古老的 “震旦块”，是一个具时间关系的地质构造单元。

第三卷: 于 1912 年出版，是五卷中最后出版的一卷，由他的学生迪森主编，这时李希霍芬已经逝世 7 年。此卷内容包括李氏在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考察笔录、考察资料等，本卷对各地火成岩做了描述，诸如辽东古老高丽花岗岩，秦岭天台山志留纪花岗岩、南京花岗岩、安山岩和玄武岩等。其中也选入了李氏未曾考察过的地区，如贵州和西藏，是借助他人的资料编入的。

第四卷: 于 1883 年出版，主要是汇集考察中采集的古生物化石，邀请各门类著名古生物学家鉴定、描述和分类等，其中有: F. 富勒希 ( Frech) ，E. 凯萨 ( Kayser) ，G. 林斯特雷姆 ( Lindstrom) ，C. 施瓦格尔 ( Schwager) ，A. 欣克 ( Schenk) 等，是考察中最为珍贵的资料和图片。

第五卷: 于 1911 年出版，也是由迪森主编的。

两本图集: 第一册于 1884 年由李氏自己主编，于 1885 年出版，内容包括中国北部地区地质、地理图12 幅; 第二册于1912 年由 M . 哥罗尔 ( Groll) 博士主编，收入了考察中属于中国南方地区的地理、地质图 15 幅。在编选中，也参考了他人的文献资料和图谱，属于官方发表的材料就有 160 种，反映出当时对中国地理、地质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

四、宏著 《中国》最主要的内容及意义

李氏的巨著充分反映他历时 4 年、遍及中国 18 个省 ( 区) 考察中国自然地理、地质矿产和人文地理，包括风土人情、社会和经济结构等的成果，是当时中国人自己了解自己，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和资料。尤其是在中华大地处于地质调查完全空白的情况下，他的考察及其成果更显其影响深远。

从地质角度来看，学术上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探讨:

其一，在矿产资源方面: 李希霍芬在考察中，非常看重中国矿产资源及其地理分布，尤以煤矿资源描述甚详，有专家统计他在书中对中国煤矿的记述多达 150 余次，才有上述夸大之谬论，认为山西煤炭资源储量占世界首位，但他认为山西煤储量丰富，为便于开采，关键是要解决交通问题。

其二，地层古生物方面: 4 年考察中，李希霍芬采集了大量珍贵的古生物化石，经几位古生物学家分门别类进行鉴定与研究，因此， 《中国》也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古生物专著，为中国地层古生物学奠定了基础。

李希霍芬在五台山发现强烈变质岩类，认定是中国地层最古老层系，称之为 “五台绿泥片岩”，遂后提出 “震旦”一词又在庞培利提出的 “震旦构造线”基础上，把 “震旦”一词引入地层系统，建立 “震旦系”，又提出 “南口系”，对中国古老地层研究，有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值得提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王曰伦、高振西教授都做过一些更正和补充。

1916 年，在章鸿钊、翁文灏主编的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 中，讨论了李氏的划分地层方案，认为李氏把太古宇分为古老片麻岩和新片麻岩尚值得讨论，举出辽宁、山东的片麻岩和花岗片麻岩为古老岩系，而河北、山西的角闪岩片麻岩、绿泥片麻岩以及昆仑片麻岩均为较新的岩系，补充和更正了李氏的划分方案。

其三，中国黄土的风成假说，李氏对中国西北及华北广泛分布的巨厚黄土，做过调查与研究，较早提出了风成假说及其概念，在当时曾风靡一时，有相当影响。

中国黄土成因，学术界争论了近一个世纪，19 世纪末叶以来，黄土风成说占据主导地位，20 世纪 50 年代，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包括河流冲积作用成因，洪积成因，造壤作用结果等。经过地磁和热释光等方法测定，认为是多种地质营力作用堆积，并在相似气候条件下，经黄土化作用而形成的。

中国黄土及其成因的研究，刘东生院士及张宗祜院士的著作中有科学而系统的论述，代表了中国黄土研究最高水平，并荣获过中国科学大奖。

此外，有的文献资料、传记，援引他的提法，把公元前 114 年到公元年间，中国与河东 ( 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带) ，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线，称之为丝绸之路，实际上，正如后来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李氏缺乏考古资料的论证和中华文化底蕴，考察时间短，涉及面积窄，其所谓的 “丝绸之路”，是指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后经赫尔曼在 《中国叙利亚的古代丝绸之路》及其得意门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 “丝绸之路”作补充，才有如今人们对于丝绸之路的一般认识 ( 巫新华先生之 “玉石之路”则另有一说) 。

与此同时，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李氏的调查与研究，特别是宏著 《中国》的问世，对中国的地质事业的开创和影响，主要表现在，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在学习和进行地质调查、研究及教学活动中，几乎都将 《中国》作为必读书目和重要文献使用，对该书有较高的评价。我国地质事业创建者之一翁文灏博士，于 1933 年在纪念李希霍芬诞生 100 周年时发表文章 《李希霍芬氏与中国地质工作》指出:

“李希霍芬关于中国地质的宏著实有待于吾人之详细补充，且其对中国地质历史之基本观念，亦有须加以修正者。孔子曰: ‘观过斯知仁矣’。兹试将睹，而当惊佩其发现之早; 盖李氏距吾人始业之际，尚在五十年之前也。吾中国地质学者无不叹服李氏于数年之间而造成中国地质学之主要纲领，因李氏之成就，而节省吾人十年之工作时间”( 见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33 年，第 3 期) 。

随着中国地质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地质学家在长期的地质实践中，发现不少李氏宏著中的误差和错误，补充和纠正大量不足的地质事实，如翁文灏先生在总结中国东部、华北地区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时代时，纠正过李氏许多错误认识和论述。

五、关于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 《中国》一书的评述

李希霍芬其人及其来华考察的背景和目的，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地质学发展史的讨论中，他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

1903 年，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在 《浙江潮》 第八期中发表了 《中国地质略论》，对外国人来华进行地质考察进行过强烈抨击和警示，他明确指出: “必须掌握自己的矿藏命脉，兴业自强! ”对外国人来华测地造图，深表不安，对列强以各种借口派地质学家来华调查我国地质矿产更感警觉! 对李希霍芬等一针见血地警示: “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学家，而眼光足并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 “盖自李氏游历以来，胶州早已非我有矣”。

1872 年，李希霍芬返德后，四处讲演和游说，曾渲染胶州湾为中国三大良港之一，且逼近矿区，尤为良港。1897 年 ( 光绪二十三年) 11 月 14 日，德国军队占领青岛，次年强迫清政府签约出租给德国胶州湾 ( 1898) 。这让我们不能不想起 1903 年鲁迅的警示。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者之一———章鸿钊先生早在20 世纪30 年代撰写的 《中国地质发展小史》一书中也曾指责说: “李希霍芬氏于调查地质之外，对中国矿产险要以及海洋形势无不悉心考察……”

198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近代地理学创建人》 一书，笔者曾对李希霍芬来华进行地理、地质考察作过简要述评。1895 年，他曾发表文章，公然称 《马关条约》是政治地理学的杰作。可谓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完全暴露了他殖民学者的险恶面目。

尽管他不时鼓吹 “中德两国应有密切关系”，但对发展中国地质事业却发现恶意中伤，他说: “中国知识分子是迟钝的，对快速发展的社会是持续的阻碍，……步行在他们的眼里是低贱的，地质学家的工作更是放弃了所有人类的尊严。” ( 笔者注释: 这段文字在国内有多种译法，以上引录刘东生院士 1993 年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桃李满天下》一书之中)

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建者之一丁文江先生对这些诽谤言论十分愤慨，针锋相对地给自己定下一条准则: “登山必至峰顶，移动必须步行”。1919 年，当中国地质调查所主编的《地质汇报》创刊时，在英文序言里，丁文江特将李氏原文照登，以示对中国地质工作者为戒，激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

事实上，中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迅猛发展和宏伟的成就，一切诽谤之词，早已不攻自破，显示出中华民族豪迈之魂。

总之，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 《中国》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地学思想和方法，在中国地学界确有相当的声望和历史影响，毕竟在我国地质事业萌芽时，曾给予了启蒙、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这是其不容抹杀的历史贡献。但是，对他来华进行地质考察的背景、目的，以及他渲染的不实之词，至少为其政府掠夺中国资源和主权大造舆论，起过的负面作用，也应有辩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