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对太平天国的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往往过于偏颇，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认为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的说法在立论上存在着极其明显的破绽。首先对太平天国宗教缺乏应有的研究和了解，而是避重就轻、裁剪史料，片面罗列一些所谓的史实，采用以点代面的方式来全盘否定太平天国。不能因为洪秀全的一些失误就否定太平天国所有的人，对于太平天国进行笼统的否定并非客观的研究、而是随意裁剪拼凑史料。对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事件，应分别评论。[9]
对洪秀全的评价要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联系起来，他创立了拜上帝会，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运动，在南京建立了和满清政府相对抗的革命政权。动摇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基础，还具有反帝的性质，从这方面来讲，洪秀全也是人雄了。不过他在建立起政权之后，开始乐享其成，不思进取，最终太平军内部争权夺利，失败而终。从这方面来说，洪秀全也没有逃出权力欲望，缺乏足够的远见和意志力。但总体而言，洪秀全仍不失为时势所造的英雄
《清史稿》：“秀全以匹夫倡革命，改元易服，建号定都，立国逾十馀年，用兵至十馀省，南北交争，隐然敌国。当时竭天下之力，始克平之，而元气遂已伤矣。中国危亡，实兆于此。成则王，败则寇，故不必以一时之是非论定焉。唯初起必讬言上帝，设会传教，假“天父”之号，应“红羊”之谶，名不正则言不顺，世多疑之；而攻城略地，杀戮太过，又严种族之见，人心不属。此其所以败欤？”
孙中山：“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贬之为寇，而我们4人（指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的志向正如洪秀全一样，那么，我们4人倒成了清廷的‘四大寇’了。”
孙中山又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称：“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而皇祀弗衰；洪朝不十馀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非洪，是盖以成功论豪杰也。”
蒋中正：“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11]
白崇禧：“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余省，历时十余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已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12]
章太炎：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 --《逐满歌》节选
毛泽东：洪秀全等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苏双碧：洪秀全是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尽管“在洪秀全的思想领域中，既有新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因素，又有浓厚的、传统的封建色彩”，但“他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崭新的农民革命纲领，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在历史的进程中作出了新的贡献，不承认这些，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赞成洪仁玕指出的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的事实。”
杜经国：西方的真理就是资产阶段民主主义，洪秀全开始向西方只找到了一个“皇上帝”，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毫不相干。到后期，他越来越倾向于宗教迷信与封建特权，因而更不能转向资本主义。
王凡：洪秀全不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他“发动革命所采取的舆论说教是农民意识的反映”，洪秀全的“平等思想并不是随着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这种观念在中国古典经史上早有记述”，它“同西方的平等思想有本质的区别”，洪秀全在政权建制及政治观念方面也是与近代西方背道而弛的。
简又文：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
因为共产党的成功是依靠人民，是人民的翻身，所以形成了人民史观，对一切历史上的人民起义给予高度评价，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如此，电视剧就受此影响，而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
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起义，有阶级局限性，也有进步性，不可一味否定，也不可全盘赞许。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确实如此
执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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