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抗病性与定量抗病性具体都哪些？

在研究马铃薯对晚疫病的抗病性和大麦对叶锈病的抗病性时，还提出了“部分抗病性”（partialresistance）的概念（Niederhauser等，1953；Parlevliet等，1975）。部分抗病性是定量抗病性，抗病品种的反应型虽较高，但发病的定量指标较低。定量抗病性在田间病害流行过程中易于发现和鉴定，因此又称为田间抗病性（fieldresistance）。

慢发抗病性，例如麦类作物的“慢锈性”（slow-rusting），“慢（白）粉性”（slow-mildew）等，是研究最多的定量抗病性。慢病品种的病害普遍率和严重度较低，上升速度较缓，病原菌菌落小而少，扩展缓慢，再生能力弱，产孢较少，寄主产量降幅较小。度量指标有病害严重度、病情指数、病害流行曲线下面积（AUDPC）、表观流行速度（r）等，还有的用慢病性组分，例如潜育期、侵染频率、产孢期、产孢量、菌落密度、病斑数量等需精细测定的指标。

慢锈性在小麦抗病育种中已有广泛应用。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自1957年以来，利用慢锈性种质资源，持续选育出一系列春小麦抗锈品种。我国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农作物的慢病性也多作探讨，其中包括小麦的慢锈性（吴友三等，1980；曹克强等，1989；袁文焕等，1995），小麦的慢（白）粉性（杨家书等，1985；赤国彤等，1994），水稻的慢瘟性（孙国昌，1994），玉米对大斑病的慢病性（周小刚等，1997）等。

通常认为，定量抗病性是由微效基因控制的，没有小种专化性，但精密的研究表明并不完全如此。许多病害定量抗病性主要由1～2个主遗传因子（QRL）控制。早在20世纪中后期，许多研究者就发现定量抗病性也存在小种间差异。例如，曹克强等（1989）利用叶锈菌的不同小种，测定比较了小麦慢锈品种的抗病性组分，确认小种间存在微小差异。晚近借助分子标记定位分析方法，发现一些定量抗病性的主遗传因子（QRL）也存在小种专化性。定量抗病性受环境因素、病害流行特点和菌量因素的影响较大，定量抗病性的度量和慢病品种的鉴别需要采用正确的方法，对此曾士迈等（1998）曾作了系统论述，可资参考。

植物抗病性表达的株龄和生育阶段也有所不同，据此可区分出株龄专化抗病性（age-specificresistance）或阶段抗病性。对某些病害的抗病性，仅在苗期表达和进行抗病性鉴定，这类抗病性称为苗期抗病性（seedlingresistance）。有些病害，只有在植株充分发育后，抗病性才能表达，这类只在成株期表达的抗病性称为成株抗病性（adultresistance）。成株抗病性既有主效基因控制的，也有微效基因控制的，既可能是定性抗病性，也可能是定量抗病性，需要具体分析。没有株龄专化性的抗病性称为全生育期抗病性。

还有一类抗病性，在特定的植物器官表达，称为器官专化抗病性（organ-specificresistance）。例如，水稻对稻瘟病的抗病性即具有器官分化，抗叶瘟的品种不一定抗穗颈瘟，抗穗颈瘟的品种不一定抗叶瘟。马铃薯茎叶对晚疫病的抗病性与块茎的抗病性也不一定相同。器官专化抗病性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也需要具体品种具体分析。

为了鉴定品种抗病性，需要制定判定抗病性的分级标准，区分抗病品种和感病品种，或者更细致地区分为高度抗病、中度抗病、中度感病、高度感病等不同的级别。不论是定性的标准，还是定量的标准，都是依据病情制定的，反映了病害发生所造成的产量或品质损失情况。换一种说法，就是反映了因抗病而挽回的产量或品质损失情况。对此在本书第十三章将作详细介绍。这些标准适用于品种抗病性鉴定，是为抗病育种服务的。这种抗、感的区分不一定等同于不亲和反应与亲和反应的区分，也不一定适用于判断抗、感亲本杂交子代的分离情况，或者据以判断某种防卫反应表达与否。一些抗病性遗传试验和抗病生化机制研究，之所以得出不准确的结果，与误用分级标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