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反腐风暴，贪污超过60两就是死罪，为何还屡禁不止？

反腐倡廉是经久不衰的话题，不仅现在提倡，古时候也有很多反贪反腐的故事。其中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个很注重这一问题的皇帝，甚至定过贪污超60两就是死罪的严苛规矩。那么他为什么如此痛恨贪污？反贪的最终成效又如何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朱元璋的“反腐之路”。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一个草莽皇帝，在登上皇位之前，他曾做过：放牛娃、和尚、乞丐……等工作，可以说是生活在底层中的底层。那时，正值元朝末年，旱灾和瘟疫频发，但腐败的统治者仍在残酷的剥削百姓，巧立各种名目向人们收取苛捐杂税。过节要收“追节钱”，生辰要收“生日钱”，实在想收又找不到名目的，就说要个“撒花钱”。

朱元璋就是其中被迫害的一分子，他的父母兄长都是困饿而死的。

可以说，太祖皇帝是有“童年阴影”的，估计小时候没少骂“狗官”之类的粗话。他反贪的决绝来源于对官僚集体的不信任，认为只有严厉惩罚才能杜绝贪官欺压底层百姓，也就能避免底层出一个像自己一样的牛人揭竿起义，威胁到王朝的统治。

于是，他在上位后，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反贪法：贪污超过60两的官员，立杀！

《明史·食货》中记载，当时的一两白银，可以买两石米。明清时期，一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40斤（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也就是说一两银子能买280斤米，60两就是16800斤。现在的米价各地各时节不太一样，基本上是3元左右，这么简单算下来，明朝洪武年间贪污60两银子，大概相当于侵吞了5万人民币。贪污五万，杀无赦，你敢想吗？

而且立杀，也不仅仅是砍头那么简单，为了增强威慑力。据传闻，朱元璋下令在各地的县衙中增设一土地庙。这可不是普通庙宇，它有个专属名词叫“皮场庙”，凡贪污被杀的官吏，死后的人皮都会被剥下来，塞满稻草供在庙里。继任者走到此处，看到前任官员的惨状，心理阴影面积可想而知……

吏守贪酷，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以为将来之戒。

——《稗史汇编》

但是这么严厉的规定，却没有取到多好的成效，贪污不见止住，当官的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一个滑稽的记录：某年派官364人，杀6人，戴死罪和徒流罪的358人。一年总共收了那么多官，一个不漏，全是重刑犯……（注：此处的戴死罪指应该判死罪但暂时不执行的犯人，因为杀的官员太多，人手不够，所以部分死刑犯还得在行刑前戴着镣铐上一阵子班……）

究其原因，除了人性贪婪这种老生常谈的话题之外，还跟当时明朝的薪俸水平有关。老朱搞反腐倡廉，但是发下去的工资实在不多。按规定，明朝一品大员的月俸是八十七石米，等级低的逐步递减，到了知县一级，只有7.5石。

套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按照之前说的一石=140斤，一斤米三元换算，明朝知县的月薪大概相当于现在的3000元人民币——比如今县长的基本工资都要低出很多。

朱元璋定的这个薪资水平应该是经过仔细计算的，他从贫农一路坐到皇帝的位置，深刻了解底层民众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站在他的角度上，可能还觉着给这样的薪水算是优待了——如果把这么多钱发给普通老百姓，他早就感恩戴德了，你要是还贪，我就治你的罪！

但是官员们拖家带口的，本来日常开销就比老百姓多，还得给身边的办事员：亲信、常随、奴仆发工资。到什么节日庆典，迎来送往，搞个社交也得烧钱，这么点工资，哪够啊？

所以，明朝的官吏面对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低级官员靠俸禄不够维持基本生活，高级官员靠俸禄不够维持豪华生活（不豪华一些怎么体现高级？）

于是，高级官吏要豪华，得靠各地方送礼；低级官吏怎么才有闲钱送礼呢？得靠搜刮百姓。

那有没有真的高风亮节，一点都不贪的人呢？

有，但都过得很惨。

比如明英宗时期，被构陷冤杀的大臣于谦于少保，他可是从一品官。但朝廷抄家时，发现他家里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什么都没有（家无余财），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他半点贪污证据。

历史剧《海瑞罢官》里面的那个海瑞，也是一生清廉，家里穷的叮当响，死的时候连棺材都买不起，棺材本都是别人给凑齐的。给他料理后事的佥都御史王用汲看到他家里的样子，当场失声痛哭。

于谦和海瑞这样的人，值得被历史记住。

但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这样，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都想过好生活，吃好东西。

所以说，老朱的铁血手腕，对当时的腐败分子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可惜不注重为政的宽柔相济，一边严厉打压贪腐行为，一边又用苛刻的薪资条件造就了贪腐的风气，效果不好也在常理之中。于是，朱元璋逝世之后，这些不合时宜的严厉规定很快就被废止了。

因为明朝官员的俸禄实在太低，官府靠每个月的俸银甚至连日常运作都有困难，那些官员们只能想办法贪赃。

因为当时明朝官员的工资比较低，根本就无法满足家庭生活。如果官员不进行贪污，自己就会饿死。所以这种现象屡禁不止。

因为明朝的官员的工资很低只能够养家糊口，没有多余的钱来享福，所以才要冒险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