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成周的诸侯国允许宋襄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其实商朝离东周已经四百年了，宋襄公曾经带领几个小国平息了齐国的内乱，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于是也学齐桓公，准备当世界第一，于是开始约周围的小国会盟。（大的国家如晋国什么的不敢邀，怕人家不来没面子。）他邀请了滕、曹、邹、甑这些不入流的小国聚会，推举自己当盟主。其中滕国国君迟到了，宋襄公非常光火，把滕侯关到小黑屋里，不许他会盟。甑国人（今河南密县）来得更晚，足足迟了两天。宋襄公手下有个整人专家说：“我建议，您把这个迟到的甑君（东夷人）杀了祭河，其它东夷人看了，一定屁滚尿流地佩服您。以后您指挥东夷人去征伐天下，霸业可成啊。”宋襄公听了很满意，就以迟到两天的罪名，杀了甑君祭河，并邀请东夷诸侯们一同观看祭河仪式。不料傻瓜东夷人不知好歹，有热闹不看，一个都没来。

宋国国力并不强大，地方也不算大，在河南、山东交界，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立国，收容了以微子启为（商纣王的庶兄）首的商朝遗民，护奉商朝祖先香火，算是给商王族留了个后。因为是前朝遗民的聚栖地，而遗民又是一类顶可笑的人：从前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新的时代又不能适应，所以活得像做梦一样。鲁迅、老舍描写的前清遗老遗少，不是行为可笑吗。韩非子、庄子、孟子什么的，也常拿宋国人开涮，比如守株待兔，拔苗助长，这些可笑的寓言故事都编排在了宋国人头上，突出他们的迂腐可笑。

第二次会盟，宋襄公邀请了楚国的楚成王，结果却被后者摆了一道。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迂阔可笑战败者宋襄公，却被《春秋》一书算做了“春秋五霸”之第二（继齐桓公之后）。很多人不乐意，说他不配：“与其让他当霸主，还不如让楚成王当呢！能打胜仗是第一位的，宋襄公打输了，还有什么话讲！”其实，我们应该反对“唯战胜论”，至少要警惕之。不择手段的战胜，只能给人类和自己带来后患。
宋襄公所坚持的“为战以礼”的传统古典战法，是具有奥林匹克体育精神：交战双方都遵守统一的游戏规则，约好时间地点，公开地行军到指定地点（往往是开阔场地，行军路上没有偷袭、夜袭和伏击这些诈谋）。然后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公正地比一把。打仗目的只是为了分出个胜负，从而使政治上的争端和争议（比如土地归属、国与国之间的主次关系）有了裁定的依据，点到为止，人员杀伤不是追求的主要目标，一方溃散就达到判定胜负的目的。
所以，春秋时代的战争描写，最终常见都是“某某师溃”。溃——就是阵形乱了。退了，也就完了，不求杀伤多少。战车的杀伤力不如步兵和骑兵，但大家并不介意，依旧发展战车，即使南方山林水网密布的楚国，或者远在西垂的秦国，也用战车。这都是为战争为政治服务，而不是掠夺杀戮为目的。直到某一天，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异族武装迫使中原放弃车战，战争技术才进一步残忍化。

　　同一时期的欧洲也是如此，地中海畔的古希腊城邦国家的重装步兵也是“公开公正”地战斗，为战以礼、不搞诈谋：他们排成严格的方阵，踏着笛子的节奏缓慢前进，简直像开幕式表演，或者是一场体育比赛。士兵超越前排作战不但不被认为是勇敢，反倒是违规。这种呆板的阵形败给了后来灵活机动的古罗马军团，这一地区也被罗马所占领统治。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笑话它们呆板。其实，刻板战术流行的时代是有福的，至少表明那是祥和的社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残忍战争术还不是必要。
　　所以，宋襄公为战以礼、不搞诈谋是符合当时的礼仪时代的，我们不要嘲笑他。宋襄公是大周朝“为战以礼”时代的最后一人，宁可失去一个胜利，却维护了礼仪和秩序，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深远。

因为襄公有让国之美、桓公蔡丘托后、平定齐乱等功绩，并且有公子目夷等辅佐，客观上具备一些霸主应有的事实。
你问为什么诸侯国允许宋国壮大？其一，当时各个诸侯是否壮大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治理与发展，尤其是在东周诸侯割据情况下。像后来的藩镇割据一样，割据势力的自主权很大。其二，在东周的春秋时期，殷商和成周的矛盾已经不再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周天子与众诸侯的矛盾、众诸侯之间的矛盾上升为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所以政治家也很少考虑殷商复辟的问题。其三，宋国做大有利于小诸侯国的生存，这与现在世界多极化格局对我们中国的积极作用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