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上讲,商鞅的价值远大于孟子,因为商鞅直接用行动回答并开启了解决东周崩盘并走向统一大业的进程,响应了时代的号召,解决了时代的问题,谋国而不谋身,是位杰出的政治家;而孟子,充其量只是一位为儒家思想注入了“义”与“民本”的理论修正家以及积极开展辩论并游说统治者的社会活动家,理想色彩很浓,但不切实用(这一点是孟子不如孔子、荀子的地方,却很不幸地成为后代儒家的最大毛病)
从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影响上讲,孟子只是名头比较响亮,并成为了韩愈乃至宋明理学眼中道统的第一传人,但请注意,道统和孟子一样并不实际,是儒家的理想主义乌托邦(孔子是复古主义、孟子是理想主义、荀子是现实主义),统治者很实际,只有王莽那个书呆子会去奉行类似孟子的主张,但多数统治者还是明尊儒家、暗用法术的,汉宣帝讲得好“汉家法度、王霸杂用”,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是孙子的军事兵法、老子的阴谋运用、荀子的礼法并用以及韩非的治国韬略(注意,秦朝用的是李斯的韬略,与韩非法家以及后代修正后的法家并不一致)。再考虑到,商鞅变法的改革举措,你就会发现,商鞅并不仅仅是因为其所属的理论派系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军功爵制、县制、开阡陌、统一度量衡、乃至法责贵族都是后代改革家们救时弊、抗腐儒、集君权的路数,可以说,商鞅是后代中国务实改革派的最重要的始祖(商鞅比管仲、子产、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都要全面系统有布局)
从对今天的价值上看,两者并用比较好,用孟子的民本、重义、养正气,用商鞅的法治、务实、真改革,再剥除孟子及其门徒的有些空想苗头的理想主义以及商鞅及其门徒最终走上的集权专制的权谋功利之路,折个中,再把孔夫子的中庸稳健态度、荀卿的务实客观精神、韩非的切中时弊眼光、墨翟的力行实践作风、杨朱的为我维权意识、董仲舒的与统治者沟通策略、宋明理学的求真理修本心方法、明末清初与洋务派的经世致用、清代考据派的认真考证乃至佛家的虔诚明哲融合起来,则不论儒墨道法佛,价值有所用,都最大化,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