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家热情地描绘了未来的理想社会。在他们看来,在消灭封建制度以后,人类将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自由平等、人人幸福的“理性王国”。在这个理性王国里,“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启蒙思想家为反封建、反教会所进行的斗争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启蒙思想家以全人类的名义提出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它们体现的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带有深刻的阶级局限性。启蒙思想家从理性出发,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尽管在当时不乏进步意义,但包含着特定的阶级内容,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启蒙思想家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的自然权利”,应当加以保护,在他们的“理性王国”里,“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显然,启蒙思想家只是把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加以理想化,让它们以抽象的形式表现出来,把本阶级的理想当作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事实证明,日后根据启蒙思想家的设想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像启蒙思想原先许诺的那样美妙,其中充满了种种罪恶和苦难。启蒙思想家的“华美的约言”终于变成了一纸空文,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启蒙思想家提倡的“理性”, “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他们向往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但是,启蒙思想这样做,并不是一种欺骗,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地,……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他们确实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正因为当的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反封建的利益,启蒙思想家“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