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会导致文化一体化

其一，一切吸收了外来资本的文化共同体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以及不同外来文化之间进行着极其频繁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使参与各方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发达起来，却不影响任何文化的稳定性，仅仅省却了它们各自的重复性的文化创造。
其二，那些吸收了外来资本的本土社会，为了给外资创造适于生长的文化环境，都在尽可能调整着本土文化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的调整，虽然不能说它是被外来文化“逼”出来的，但却的确是为适应外来文化而进行的，因而也属于文化交往中涵化的范畴，一种本土文化的涵化。由于不同本土文化的不同文化模式，都朝着同一的方向和目标——适应各种外来资本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外来文化——进行自我调整；结果，自然是使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大文化之间相互接近、相互协和起来。
其三，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一切来到本土社会的外来经济实体，自身也在日益深刻地调整着文化模式。由于这种微观文化模式的调整，同样是为适应当地文化环境而进行的，因而也属于文化交往中涵化的范畴，也构成一种涵化——单元文化、微观文化的涵化。 新型的微观文化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外来经济实体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和当地文化，不仅调整着自身微观文化模式中独具特色的部分，而且还调整到了微观文化模式所包含的更深层次的母体文化的文化模式。结果，经过调整的外来经济实体的微观文化模式就变成了既与母体文化相融通，又与当地文化相融通，然而与在母体文化中生长的时候具有本质区别了——不再是母体文化的文化模式的鲜明表现、典型代表了。实际上，这种微观文化模式乃是母体文化的种子撒播在当地文化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新品种，是一些经过涵化而生成的新型的微观文化模式。
反过来我们又看到，在每一个接受了外国资本的文化共同体中，都生长着来自不同文化共同体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奇葩——新型的微观文化模式。这些文化奇葩，将母体文化和当地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所在文化共同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举例来说，在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美中、韩中、俄中等文化奇葩；在美国大地上也出现了日美、俄美、中美、韩美等文化奇葩，如此等等。另一方面，与这种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中生长着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品种的景观相对应，那些跨国公司的微观文化模式也由“单一”变成了“多样”，由原有的企业文化模式蜕变出一系列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并不是原有企业文化模式的“亚”文化模式，由于深层结构发生了变动，它们与原有企业文化模式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都只能是平行的姐妹关系了。比如，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蜕变出了美中、美俄、美日、美韩等等的新型企业文化模式；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也蜕变出了日美、日中、日俄等等的新型企业文化模式。
从以上三点我们看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世界文化的发展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推进了广泛的、频繁的文化交流，而且促成了两种形式的涵化，形成两个结果：一是各个接受了外来资本的文化共同体的文化模式朝着同一方向调整，因而使这些大文化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通、更加协和；二是这些文化共同体本身的文化内涵，也由“单一”演变为兼容各式各样文化奇葩的“多元化”文化了。可见，“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并不是“文化一体化”，而是文化的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的协和发展。 使中华文化的发展由“自在”变为“自为”
当今，中华文化已经走上了“多元化和多元文化协和发展”的道路。这是一条与实现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相协调、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惟一正确的道路。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建设这种新型的多元化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我认为，首先应当摆正中华文化与世界一切其他文化的关系，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盲目自满。前者，比如正当越来越多的外国中小学校开设汉语课程的时候，中国中小学校的汉语教学水平却在下降；后者，比如正当我们倾全力吸纳、追赶西方的先进文化、先进科学技术的时候，却有人高唱“21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这些都是认识上的偏颇。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在文化交往、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把握好当今世界宏观文化模式，以及把握好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各式各样的微观文化模式。只有掌握了这些文化模式，才能真正摆正中华文化与一切外域文化的关系，才能真正获得文化交往中文化交流和涵化的主动权，才能真正“自觉地”调整和创建自身的宏观文化模式和微观文化模式，使中华文化的发展由“自在”变为“自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