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东魏政治，经济，文化，帝系概况

东魏（534年―550年）北朝的朝代之一，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以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为别都，高欢坐镇晋阳遥控朝廷，有今河南汝南﹑江苏徐州以北，河南洛阳以东的原北魏统治的东部地区， 仅有一位皇帝，约十七年。
北魏政权在魏末各族人民的起义打击下摇摇欲坠，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权利争夺。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控制了北魏中央政权。534年，权臣高欢所立的皇帝北魏孝武帝元修不愿做傀儡皇帝，被迫逃往关中投奔关陇军阀宇文泰。高欢拥立年仅十一岁的北魏孝文帝的曾孙元善见为帝，即东魏孝静帝，东魏开始。高欢掌权期间土地兼并情况严重，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且屡败于劲敌西魏宇文泰。550年，孝静帝禅位于高欢之子高洋，东魏灭亡。
东魏的疆域包括今河南汝南，河南洛阳以东的原北魏东部地区。由于占据了山东传统富饶地区，东魏当时的经济实力、人口数量都居三国（东魏，西魏，南梁）之首。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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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

“魏晋南北朝”，它是几个朝代统称的复合词，虽然只有五个字，但其中所包括的朝代或国家，可以多达几
司马炎
司马炎
十个。
我们不妨就先从“魏晋南北朝”一词开始，“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由于曹魏受汉室禅让，在三国时代及后世被肯定为中原王朝，而“蜀”、“吴”两国为该时代的附属割据王国，所以“魏”为正统，可以称为“魏朝”。而“晋”主要指的是三国灭亡后，由司马氏所建立的西晋王朝与后来割据在南方的半壁江山东晋王朝（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南北朝”则指晋朝正式灭亡后，南北对峙形成的几个朝代，南方包括宋、齐、梁、陈四朝，北方则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直到隋朝建立，统一中国南北方后，自东汉灭亡后，长达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才算正式结束。
除了魏晋南北朝一词外，也有以“六朝”来指称这个时期的用法，六朝指的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几个朝代的时间基本上与魏晋南北朝相当，它的特点是这六个朝代都立国于江东地区，而且国都都在建康（或称建业、建邺，即今日之南京）。
五胡十六国
匈奴人刘渊建立汉政权（后改国号曰赵，史称前赵），公元316年，刘渊族子刘曜攻占长安，俘晋愍帝，西晋亡国，共历四帝、52年，北方从此进入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代。五胡十六国，自公元304年刘渊称王起，北方各民族纷纷建立起各霸一方的王国，直到公元386年被鲜卑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为止，共历135年。在此期间，共有六个民族各自建立王国，包括匈奴、鲜卑、氐、羌、羯；这些王国的统治区域分布在北方和四川一带，共计有成汉（巴氐人李氏）、夏（匈奴赫连氏）、前赵（匈奴刘氏）、后赵（羯族石氏）、前秦（氐族苻氏）、后秦（羌族姚氏）、西秦（鲜卑族乞伏氏）、前燕（鲜卑族慕容氏）、后燕（鲜卑族慕容氏）、南燕（鲜卑族慕容氏）、北燕（汉族冯氏）、前凉（汉族张氏）、后凉（氐族吕氏）、西凉（汉族李氏）、南凉（鲜卑族秃发氏）、北凉（匈奴族沮渠氏）等十六国。但另外还有汉人冉闵的魏、鲜卑族慕容氏的西燕、及北魏前身的代国等不被计算在内，此即史称的“五胡十六国”时代。
这时诸国彼此混战，仅有前秦苻坚时，曾经一度统一北方，但为时不久。[2]
次级世族关系

南朝各国皇族主要是汉族或次级世族，因为在东晋末期之后，军职大多由汉族或次级世族等担任。由于执政者的努力，出现元嘉之治与永明之治等治世，使得国力富盛。皇帝受获声誉深重的主流世族拥护，然而世族只想保有本身政治地位，并非全然支持皇室，皇帝也扶持寒门担任军职或次要官职以平衡政治势力。由于皇室内部也因为争夺皇位的斗争，时常发生宗室血腥事件。由于战略运用错误与北朝的兴起，使得南弱北强，疆域渐渐南移。到南朝梁时为梁武帝改善，和北魏六镇之乱，使南朝国力逐渐追上北朝。但在他晚年时，过度崇信佛教，国家离心力渐强，导致了很多原南朝权贵军阀跟随归顺南梁的侯景发动侯景之乱，使南朝实力大减并四分五裂。独霸政局的侨姓世族也完全崩溃，由南方土著豪族取代。最后到南朝陈的陈文帝方完全统一南朝，但南朝陈国力已衰，只能依长江抵御北朝。[2]
2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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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
第一，南北经济趋于平衡。江南迅速开发，中原发展相对缓慢。黄河流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秦汉时期，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乱多发生在北方并且时间持续很长，使得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稳定，使得南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样南北经济开始趋于平衡，以北方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改变。
第二，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士族制的发展和统治者崇信佛教，导致地主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恶性膨胀，造成土地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
第三，商品经济总体水平较低。由于战乱，不少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南方刚刚开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
第四，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由于民族融合的加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密切，并逐渐融合为一体。各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为隋唐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2]
3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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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突出特点
⑴科学技术成就突出。如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计算，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⑵思想界异常活跃。道教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⑶体现民族融合的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和成就，体现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民族风格。
⑷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此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不同的地域文化，带有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南北民歌风格炯异。[2]
文化成就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南北朝文学——作品选
南北朝文学——作品选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综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文学自觉的标志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辑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新的文学思潮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钟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陶渊明
陶渊明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2-3]
三教互相渗透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学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1] [4]
时代思想

南北朝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1]

　　东魏（534年―550年）北朝的朝代之一，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以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为别都，高欢坐镇晋阳遥控朝廷，有今河南汝南﹑江苏徐州以北，河南洛阳以东的原北魏统治的东部地区。
　　仅有一位皇帝，约十七年。北魏政权在魏末各族人民的起义打击下摇摇欲坠，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权利争夺。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控制了北魏中央政权。
　　534年，权臣高欢所立的皇帝北魏孝武帝元修不愿做傀儡皇帝，被迫逃往关中投奔关陇军阀宇文泰。高欢拥立年仅十一岁的北魏孝文帝的曾孙元善见为帝，即东魏孝静帝，东魏开始。
　　高欢掌权期间土地兼并情况严重，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且屡败于劲敌西魏宇文泰。550年，孝静帝禅位于高欢之子高洋，东魏灭亡。

东魏就一个皇帝，孝静帝元善见，当时是高欢、高澄执政，总体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