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会。。。再说 都不靠海。。
曾有传教士利玛窦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也提到过同一问题，黄仁宇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曾经试图给出答案，但是其答案没有说服力。
我们知道，大运河的全线贯通是在隋炀帝时期，其时在隋炀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江苏的邗沟（夫差开凿）、河北的白渠、泉州渠、平虏渠（曹操开凿）等运河，隋炀帝的大运河是通过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将洛阳同上述已经存在的运河连接起来，并对上述运河进行了挖深扩展，从而形成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的隋唐大运河。
后来元灭南宋，定都北京，当时北方残破，无力供应大都的庞大的官员、军队的消费，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只能从刚刚占领的富裕的南宋索取，这时的隋唐大运河残破已久，而且绕道洛阳，这对蒙古人来说是在大大的绕远路。蒙古人好大喜功，不恤民力，派遣郭守敬等人勘察山东地形后，于1289（宋亡10年）年开凿山东运河（济州河+会通河），从而将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成为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大致规模。
为什么忽必烈要新开运河而不航海，我觉的可能是因为蒙古人此前从未见过大海，他们对大海有着天生的恐惧，再加上两次渡海征讨日本的全军覆没，更增加了他们对大海的恐惧，所以他们希望用平稳的运河来运送粮食物资。
但是元朝开的山东运河没有选好分水的地点，每年除了汛季以外，漕艘难以通过运河水脊（山东境内运河最高点，在汶上县南旺镇），元人无法，只好仍以海运为主，但是运河漕运也终究未废。
到了明朝，明初定都南京，自然不需要向北京运送大量的物资，也就无需重新疏浚开凿运河。但后来朱棣靖难功成，做了皇帝，想把都城搬回自己的老巢，于是重新疏浚运河事宜也就摆上了日程。永乐九年重开会通河，这一次工部尚书宋礼在民间水利家白英的帮助下解决了山东运河的水源问题，京杭大运河才算是真正的发挥了作用。
至于这个时候不走海运而重开会通河的原因是，重开会通河是山东地方州县率先申请开通（因为此前有条运道是通过黄河（黄河已经夺淮入海）运到封丘，然后陆运180里至淇门，然后入卫河达北京，山东州县须派民夫参与牵挽，很是疲敝），再加上明初的海禁政策吧。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忘记了海运，比如弘治年间著名大学士，经济学家邱浚在其《大学衍义补》一书中极力推崇海运，又比如隆庆年间著名首辅，改革家高拱也极力支持海运，张居正执政后也对海运持支持态度（张居正未执政前强烈反对高拱的海运主张，执政后改为支持），但是这么多精英人物的支持也没有改变现状。
这是因为因漕运而生的官僚机构已经膨胀到了非常大的程度，这些依靠漕运为生的群体有：漕运总督及其手下庞大官僚；总河及其手下官僚；漕军（漕帮，后来发展成为青帮）；数十万以挑河拉纤为生的沿河贫民（明末时崇祯削减开支，当时耗费经费最大的一个就是漕运，但他不敢削减漕运兵丁人夫，而去削减了邮递系统，结果仍然出来个李自成，若是他敢削减漕运系统的话，恐怕根本坚持不到十七年）。如果改漕运为海运的话，那就是要断这上百万人的饭碗，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此外，地方精英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挠改海运，比如说，在明清时候，山东最富庶的州县就在鲁西的运河沿岸的济宁、张秋、聊城、临清、德州一线，而清末漕运废除以后，这些地方一落千丈，现在仍是山东省最贫穷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精英是懂得他们的财富与运河休戚相关的，所以他们是绝对不会同意废漕运，改海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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