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是什么?

在我们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上升到优势地位之前，关于有些倾向，有些话需要说一说；这些倾向被叫做自由主义的倾向——其根据往往是可疑的。胡适在五四以后继续坚守他的基本看法，尽管这时他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敌对者的指责。1924—1927年间轰动一时的一些事件及随之而来的激情都没有使他动摇。非理性的政治激情总是和真理毫不相干。尽管他和他的导师杜威一样，决不偏袒资本主义，但他仍然确信中国根本的灾难不应归之于外国帝国主义。他继续抨击孙逸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
在民国政府成立以后，胡适仍然抨击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传统主义成分，仍然号召把科学才智用于国家管理，仍然提倡立宪制度和公民权利，仍然鼓吹能够造就一代开明优秀分子的“现代”教育制度。1932—1937年间，在日本威胁日益加重的阴云下，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黻这样一些人加入胡适一边，在这期间出版的《独立评论》中，试图影响民国政府的政策。可是，很快就变得很明显，他们和胡适的共同之点更多的在于胡适对“科学”的信仰，而不在于他对民主的信仰。
丁文江从没有像胡适那样倾心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准则，在暗淡的30年代，他和蒋廷黻一样逐渐感到（很像他们之前的严复和梁启超）中国需要的是“科学的”专政——一种能使官吏、国家的工业和教育体制现代化的专家政治。斯大林的俄国作为一种模式给了丁文江很深的印象。尽管民国政府表示了对专家政治目标的承诺，丁文江和蒋廷黻两人对国民党领导的能力评价都相当低。不过，他们仍然只能希望国民政府这个有组织的权力的唯一中心重视他们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和江西以及后来在延安进行农村革命的一连串事件，对他们来说，似乎和民族的需要毫无关系，而且还会进一步削弱国家中枢的力量。胡适在他们有关科学精英的想象和他的立宪民主信念之间左右为难。可是，他也和别人一样，只能希望对现有政权施加影响。面对他所认为的极权的共产主义与虽然腐败但更受限制、最终有可能被推向更自由主义方向的国民党的命令主义，在这两者的极化过程中，最后，他觉得他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精神领袖，始终不能应付20世纪中国政治权力的悲剧性的、难以控制的现实。
无论如何，1924和1927年这几年的特点，最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一种主要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引人注意的传播。不过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仍然是相互关联但又可以分开的两件事。
在1924—1927年的动乱年代里，已具有彻底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五四时期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这时有了实际的机会参加一连串生气勃勃的政治事件；由于国共合作，发生了这些事件。刚一开始，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及其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就不仅在接近共产党而且甚至在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当中得到广泛承认。1925年的“五卅”事件似乎极其生动地证实了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新出现的产业无产阶级所受剥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城市居民的积极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与城市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实际成就，似乎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看法。彭湃、毛泽东①等人与农民建立联系，这和列宁关于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在1926—1927年的北伐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成了群众组织的活动或新成立的武汉政府的机构的参加者。这样的经历既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激情，也激起了他们改造世界的普遍愿望。这场革命既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又能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的确，莫斯科的激烈斗争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给予现成启示，但是只要革命的道路在向前发展，相信莫斯科是世界性智慧源泉这样一种愿望就仍然是很强烈的。
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浪漫的《创造社》（见下一章）和新成立的《太阳社》的成员将起重要的作用。郭沫若、蒋光慈等人了解罗曼蒂克爱情的狂喜和绝望以及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感受，这时认为他们应当像英雄一样作为革命领袖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因而很像1911以前那些浪漫的革命者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将通过新普罗文学作品这一媒介激发革命群众的热情。
鲁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靠拢要痛苦而艰难得多。实际上，五四事件并没有减轻他因旧文化“吃人”势力而深深感到的沮丧。①他对1911年以前那个时期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遭遇的辛辣回顾，也许是他没有响应五四的一个原因。他对接受人类进步的新理论犹犹豫豫，也可能是由于他认为他那些创造社的论敌们故作浪漫的革命姿态，他们幻想通过他们浮夸的普罗文学影响历史的进程，对此他很反感。即使在他已转向马克思主义阵营时，他还想从普列汉诺夫等人寻找理论根据来支持他对他们的抨击，他抨击他们任性地夸大文学的作用，认为文学能引起社会革命。1927年以前他就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最终促使他接近共产党的原因，是民国政府处决他最亲近的追随中的一些年轻人，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怒；这表明了他的特点。他更积极地，但也是迟疑地期望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过去的种种进化学说能更准确地分析历史，这无疑使他更加接近共产党。
城市知识分子归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和国民党内蒋介石领导的集团之间出现了鸿沟。尽管蒋介石曾经受到列宁主义言论中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方面的影响，但他在浙江和日本所受的教育早已把他导向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致使他对全面否定传统观念的五四无动于衷。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可能使他更进一步看轻城市知识分子的帮助，贬低他们的可靠性。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在1927年以后，甚至还使他坚信，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军事统一。他似乎认为，在所有这些信念方面他仍然是孙逸仙的忠实追随者。国民党内外所有反对他的人因此在他身上都看到了旧军阀主义再次出现的迹象。军队尚未从属于政权，他就是这一可悲事实的象征。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全盘否定传统观念”之间的鸿沟也仍然存在。
1927年的大混乱没有导致马克思主义威信的下降。错误的政治策略基本上反映了错误的“革命理论”这一列宁主义观点，促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有了正确的理论，革命就能向前迈进。对许多人（但不是所有人）来说，作为革命总部的苏联继续存在，这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历史终将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前进。
因此，在此后10年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事情是按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社会；这并不意外，列宁主义者把理论用作“运动的指南”，这促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一定时期的“党的路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力量结构的分析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确定为根据。“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争论”①就是这种关注的一种表现。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确定中国当前的“生产方式”，事实证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完全合乎逻辑地导致对中国悠久社会历史的周期性的关注。在探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参加者不知不觉地只好从“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的讨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说当其应用于过去时的更具决定论性质的方面。参加争论的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基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杰出的社会科学。例如，这场争论的一个主要人物陶希圣，和其他一些参加者一样，便是一个国民党的拥护者。他没有觉出什么困难便把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置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框架之内，或从他的分析引出非共产主义的结论。不过其他的参加者则代表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
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提到这场争论的某些要点。从整体上看，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概念分析中国社会时，参加者似乎只是弄清了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中关于这些问题还有某些尚未澄清的难解之处。依靠“超经济”权力的统治阶级所控制的任何农业社会是否都是封建社会？或者，不同的“财产关系”是否就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的任何类型是否都是封建的？商品关系普遍是否便能确定社会性质？抑或“生产方式”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对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的种种背道而驰的答案都可以找到。
大多数参加者普遍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他们赞成有关历史分期的分阶段发展方案，这是马克思为西方而规定的。毕竟只是在这种方案的框架之内，马克思实际地描述了有力的历史辩证法。有一些参加者如陶希圣，想象用其他的方法来描述分阶段发展的看法，并划分时期。中国接受马克思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否定中国社会历史有它自己的动力。
如果说这场争论有胜负，那也是靠认可而不是靠论证取胜的。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没有给这场争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他自己对高深理论的兴趣把他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不那么著名的另一场争论，一场有关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哲学解释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还成为文学战线的主要力量。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作为“上层建筑”现象的文学所起作用的看法，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而未能得出一致的意见。尽管马克思主义似乎极端强调文学的道德-政治作用，却无法在逻辑上使所有参加者都承认作家应服从常有变动的党的路线的权威。例如，很明显，鲁迅本人就不曾接受这种权威。
40年代这10年将证实日本战争机器的全面威胁。战争引起的巨大破坏和人人都有的感情负担，使人们几乎不能致力于新的思潮。的确，战争的压力甚至使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人如梁漱溟也从事政治活动，梁漱溟也成了民盟的一个创办人。然而，这种政治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从整体上看，知识分子阶层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就他们某些基本信念来说，决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本世纪上半叶整个期间，无论是祸是福，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人物）的一种自主意识。“学者”已要和“官”分庭抗礼。他们已习惯于自由交流思想。在响应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精英的要求时，他们常常要坚持民权的立场。1945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共产主义一边。不过随后的事件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仍将是一个问题。
40年代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当然是延安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很清楚，他论述的问题中有许多便是这一时期整个思想争论的一个部分；这一点也不贬低毛泽东的政治天才。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在他之前也有人考虑过。
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上半叶提出的所有问题，1949年以后是否都解决了呢？至少就我们所处的这段时间来说，有些问题无疑已经解决。政治权力有力的中心已经建立（有些人会说过于有力了）。尽管常有政治运动，但法律和秩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相对合理的商品分配在经济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已得以实现。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情多少得到了满足。公共卫生有了进步，妇女地位改善了。可是，不管“主义”有何要求，上面论及的许多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中国与其文化传统的未来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如果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那么能否回避严复和丁文江想象的“专家治国”的道路？官僚主义和权力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文学、艺术以及个人生活的目的如何？和我们所有其余的人一样，中国人必须探索走向未来之路。

　　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
　　1、是唯物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把实践作为考察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基础，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高度统一，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使人们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们生活得更好。
　　3、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南
　　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在当代中国，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吸收各国文明的先进成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日益繁荣，全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展现了中华民族崭新的精神风貌。

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研究
生产社会化理论是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理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的理论概括，马克思根据19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历史状况和主要趋势，把生产社会化主要理解为生产集中化和大型化，并认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相矛盾，进而提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结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出现了生产集中化和分散化、资本和企业规模大型化和小型化同时并存的二重化现象和趋势，给我们提出了必须重新认识和发展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的重大课题。
一、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范畴的主要涵义
在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的理论中，“生产社会化”是用来表达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主要特征的范畴。“生产的社会化”是与“生产个人化”、“生产分散化”相对立的，生产社会化在生产规模上造成的结果和主要特征就是生产的集中化、大型化，因而它又是与“生产小型化”相对立。实际上，马克思主要是在生产集中化和大型化这一含义上来运用生产社会化这一范畴的，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发展的理论中得到证实（注：邱海平.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0,(8).）。马克思确认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的、区别于以前一切社会生产的特征，就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及其发展，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和大工业的发展，这是一个生产社会化不断发展的过程。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分散化和小型化相比，具有很多优越性，它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途径。资产阶级正是依靠生产社会化来战胜小生产的。在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中，单个资本的规模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而得以扩大，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生产社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恩格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依据，在《反杜林论》中对生产社会化从生产资料、劳动过程、劳动产品等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明确地表达了生产的社会化就是生产的集中化和大型化的观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619-634.）
但是，我们看到，马克思基于机器和大工业的建立，对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趋势进行总结时，似乎过于强调了生产的一体化发展趋势，而忽略了他自己曾经论述分工时所提出的正确理论，从而忽略了对生产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和约束条件的具体分析，似乎任何生产的一体化发展都是可以不受限制的、无条件的，以至于资本集中的程度可以达到超地区、超部门，从而达到整个国家的水平。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都把这一点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提出了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的结论。马克思指出过：“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831.）恩格斯指出：“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3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新版中，将原来的“社会化的”都改译成了“社会的”，在意思上似乎新译没有旧译好.）
资本主义生产和企业发展的实际历史表明，生产一体化和企业大型化既不是无条件的、没有限度的，也不是直线式发展的，更不是一切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生产社会化等同于生产一体化、生产集中化和企业大型化，更不能把生产集中化和大型化等同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把生产分散化和小型化等同于生产力的落后，与此相关，也不能把生产一体化、集中化和大型化看作一切生产的必然的发展趋势。为了说明这些关系，我们有必要对生产社会化这一核心范畴进行新的探讨。
二、全面理解生产社会化范畴的二重含义
“生产社会化”的完整含义究竟是什么呢？“生产社会化”指的是生产发展的一种动态，即从“非社会的”变成“社会的”过程。那么“社会的”和“非社会的”又是指什么意思呢？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是与自然相对立的概念，也是与个人相对立的概念，无论是哪一层含义，都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因此，“社会化”就是指由自然的变成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由个人的变成非个人的，即集体的、人类共同的。
就与自然相对立的含义来说，人作为自然体本身是属于自然的，因此，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东西，不可能是作为个体的人本身，而是这种个体以外的东西，即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多方面的，其中一部分仍然是自然的、与动物相同的或相似的关系，例如血缘关系（其实，当我们说人的关系的自然性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了，某些动物也具有特定的社会性，例如蚂蚁）。而大部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人类所特有的，例如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等。从与自然相对立的含义上来说，所谓“社会化”指的就是从自然的变成人类所特有的，人类正是通过生产使自己越来越远离动物界和动物性。人类生产从原始的采集业、狩猎业、渔业发展到农业和养殖业、家庭手工业，这本身就是一个从自然到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正是通过生产的这种发展，人类越来越脱离动物界，人类文明越来越取得自己独特的性质。就已经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来说，也存在一个发展水平问题，一般来说，越是落后的生产，生产受到自然的制约越大，生产的“自然性”越强。也正是由于生产的不发达往往造成了产品交换的不发达，所以，马克思把缺少分工和产品交换的经济形态叫做“自然经济”，这里的“自然”，不是指生产具有与动物获取食物一样的性质（即不使用制造出来的工具），而是指在这种生产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少，即生产的社会性少。一般来说，产品交换的程度越高，表明生产的社会性也就越强，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商品交换也就越发达。
马克思把由社会分工所造成的劳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的矛盾，理解为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正是通过交换，私人劳动转化成为社会劳动。因此，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本身都具有潜在的、间接的社会性，因为一开始这些劳动就不是为生产者自己生产产品的劳动，而是为别人、为社会生产商品的劳动，但是只有通过交换，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具有的潜在的、间接的社会性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的社会性。交换的过程，也就是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社会化”得以最终完成的过程，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是由交换本身所产生、所决定的。一切商品的生产，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生产，但它们必须通过“交换”这一“炼狱”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的生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产的社会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特征。生产越是“社会化”，商品交换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在一切商品生产中，都存在潜在的社会劳动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劳动的问题。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的使用价值时，明确地指出：“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注：资本论[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54.）马克思甚至直接把分工同“生产的社会性”看作一回事，他认为分工的发展就是生产的社会性的发展。他指出：“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也就是同生产的社会性按同一程度发展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91.）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范畴本来具有二重含义，即一方面指生产的集中化和大型化，另一方面指生产的相互依存关系。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矛盾时所使用的“生产社会化”这一范畴，却专门指的是生产的集中化和大型化。马克思恩格斯都把“社会化生产”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特点，并且认为它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是矛盾的，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加详细而明确的论述。恩格斯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化等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特征，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化的生产”明白无疑地就是指资本的集中化、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集中化以及产品是许多人协作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三、生产社会化在当代的新发展及其原因
今天，当我们结合100多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当代现实，重新反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社会化的理论时，我们认为，把生产社会化即集中化和大型化当作资本主义生产区别于以前的小生产的主要特征是正确的；认为某些生产的集中可以发展到垄断的程度，也是被证明了的。但是，把生产社会化仅仅理解为生产集中化和大型化，并且认为生产集中化和大型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唯一形式，并主要根据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却是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的。
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即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具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生产集中化、一体化、大型化，另一种是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力集中化也就是协作劳动的规模扩大化以及企业规模的扩大；社会分工的发展也就是生产过程和环节的分化、协作内容的简化以及企业规模的小型化。生产集中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实际上是生产社会化的二重表现和形式。
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生产的集中化和大型化同社会分工的发展是不矛盾的，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通过集中化，提高劳动的社会生产力（集体力量）和规模效益；通过社会分工，实现专业化，提高劳动的个别生产力和专业生产水平（一切分工都具有的优越性）。
无论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它在内容和结果上总是表现为三种：第一种是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集中和垄断（主要是横向一体化），美国的微软公司、INTER公司都是这种典型代表，而且这种形式的集中和垄断是集中和垄断的主要形式；第二种是以一定的社会分工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分工为特点的集中（主要是纵向一体化）。第三种就是二战以后出现的所谓跨行业、跨部门的“混合联合”，这是一种混合一体化。
正是通过这些不同形式的一体化，使企业规模得以扩大。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进行技术开发和创新，有利于提高市场占有率；企业资产总量的增大，有利于实现资产形式的多样化，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应付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特别是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把相对较大的资本投入到技术开发和广告宣传上去。统计表明，企业投入R&D上的资本数量，与企业的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越大越有可能进行独立研究和开发，中小企业一般无力从事R&D活动。另外，企业的广告投入，对于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提高知名度和“无形资产”，从而增强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在广告宣传上，大企业占有明显的优势。企业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广告本身，但是，在社会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已经十分丰富的条件下，如何通过成功的广告宣传来有效地向消费者传达企业及其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并吸引消费者，就成为企业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的重要条件。经验表明，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对广告宣传进行资本投入，因为在广告费占营业额或成本总额的比例一定的情况下，资本总额从而营业总额或成本总额越大，能够用于广告宣传上的费用总额就越大。
社会分工的发展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和结果。一种是从集中化的生产中产生社会分工，即企业内部的分工转化为社会分工、企业之间的分工，这里存在双重的结果，一方面，一部分生产从原有的企业内部分离出来了，由另外一些独立的企业来承担，因此原来的企业在生产内容上变小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原有企业的生产专业化加强了，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集中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企业可能变得更大了，对于经营从原来一个企业内部分离出来的项目的企业来说也是如此。社会分工发展的另一种形式是在现有生产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分工关系，即创造原来没有的生产，这一点在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过程中表现最为突出，一系列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建立，利用新的技术发明，生产和提供以往并不存在的新产品和服务。（注：关于产品创新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可参见孟捷：“产品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高级政治经济学》第257-271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