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并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主义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阶段,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1]《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实际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
要真正理解《共产党宣言》,也许从成书的时代背景、作者本人的经历、思想传承等出发,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共产党宣言》写作的历史背景——
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分析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时指出:“大约在18世纪的晚期,西欧发生了两股演变潮流,接着蔓延至美国……第一是工业革命的影响,第二是政治革命的影响。”[2]吉登斯认为,工业革命不仅仅是指历史教科书的插图中所示的那些童工在矿井下拉煤的场景,也不仅仅是指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而应该被理解为是代表了人们总体生活方式的改变——从农业型的前现代社会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前现代文明几乎都是农业型文明,其中大概有90%-95%的人口依靠耕地为生,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点,使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非农业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在谈及政治革命的时候,吉登斯指出,政治革命不同于以往的叛乱,叛乱不涉及政治制度的改变,而革命则指积极改变整个政治制度并用另一种制度取而代之的行为,换句话说,革命意味着改变整个政治框架。在此,吉登斯特别提到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他说:“历史因为1789年法国革命而首次出现了世俗的、民主的或为民主思想所感召的政权。”[3]从这种意义上讲,法国大革命塑造了现代政治的框架。无独有偶,享有国际声誉的左派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同样特别看重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对后世的影响:“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主要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4]可以说,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受到了这两场革命的激发,是对这两次大革命给西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的一种回应。同样,这两场革命也决定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
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〇三、六〇七页)
《共产党宣言》又译《共产主义宣言》,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由马克思执笔写成 。1848年2月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〇三、六〇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