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1 从潜力评价转向适宜性评价
20世纪80年代,为大农业服务的土地潜力评价在我国的土地评价中仍占一定优势,但明显的趋势是已从综合的大农业评价渐趋于农、林、牧的单项土地适宜性评价,甚至单作物的土地适宜性评价。自1990年以来,土地适宜性评价发展更快,并有新的拓展。农用地分等即是一种针对几种指定作物的土地适宜性评价。张红旗建立了评价柑桔土地适宜性的综合评价模型[55];杨子生评定了各类耕地的适宜性和持续性等级[56];欧阳进良等进行了作物种植分区[57]。针对特定林、果或作物品种的土地适宜性评价也有一些研究[58~61]。与耕地评价相比,林、牧业土地评价仍属薄弱领域。主要是针对人工林地的质量评价[62~65],牧业土地质量评价[66~67]等研究。
1.2.2.2 强调土地生产力水平的评价
与土地生产力水平评价相联系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与FAO合作开展的中国土地人口承载力研究。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1991完成了《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与人口承载量研究》;国家土地管理局与FAO接轨,在1:500万土壤图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土地资源的潜在人口支持能力研究》(1994);科技部开展了《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与人口承载力研究》,更加全面地探讨了中国的土地、食物与人口问题[68]。
土地评价一个显著特点是评价中重视定性与定量结合,通过评定土地的生产力水平划分土地等级。如黎夏构建的“农业适宜性值” 线性组合模型[69];张军连等通过建立土地生产潜力评价中的土壤修正系数模型[70];孙希华等沿用FAO的土地生产力指数模型,确定了土地生产力自然评价指数及社会经济技术评价指数,然后按不同权重得到土地综合评价指数,据其评定土地等级[71]。农用地分等借鉴FAO的土地生产力模型,是一种典型的耕地生产力水平评价。
1.2.2.3 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受到重视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的热门话题,在土地评价研究上也有反映,中国的土地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基本都借鉴FAO《持续土地利用管理评价大纲》而建立。较早有傅伯杰等的研究[72],陈百明等提出了由生态、经济和社会指标构成的土地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73],蔡运龙等提出了包括生产力、稳定性、恢复力、公平性、协调性的针对变化过程的指标体系[74]。
土地评价的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展,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针对土地退化及其防治的土地评价。如孙武等的土地沙质荒漠化评价方法[75];陕北长城沿线地区的土地退化评价[76],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土地荒漠化评价[77]。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是脆弱生态环境和特殊生态环境的土地评价。如脆弱生态环境定量评价方法[78];吉林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度定量评价[79],三江平原湿地生态脆弱性评价[80]。为土地整理服务的土地评价也开始受到重视。如土地整理后的生态效益评价[81],耕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的整理潜力评价[82]。
1.2.2.4 土地评价向定量化、精确化和信息化方向发展
计量方法和数学模型使土地评价向更精确的方向发展。多元回归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因素成对比较法、加权求和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土地评价[83~89]。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在土地评价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90~92]。模糊物元贴近度聚类分析模型、遗传算法、退火算法及组合预测等一些新算法在土地评价中得到应用[93-94]。
遥感、GIS和GPS等地理空间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土地评价中[95~97],为跨区域、高精度耕地质量评价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在遥感土地利用动态观测数据和气候观测数据的支持下,刘纪远等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LUCC过程对农田光温生产潜力的影响[98]。传统的土地评价过程、图件绘制及面积量算和统计分析等费时费力,准确性差,为具有强大空间分析能力、空间一属性数据一体化处理的GIS留下了越来越大的应用空间,促进了地理信息系统在农用地分等中的应用[99~100]。ARC/INFO GIS[101],GIS支持的定量化、自动化农用地评价方法[102],利用GIS获取土地评价单元和评价数据[103],农用地分等定级与估价信息系统建设[104]等,是这类应用的代表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