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的新诗创作在整个现代中国新诗历史中的高峰地位是十分明显的，它意味着中国新诗开始走向与世界诗潮的汇合，而汉语象征诗学发展到四十年代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成熟形态。在历经了引进、模仿、回归和融和等等的尝试以后，汉语象征诗学最终摆脱了外来的、传统的以及自身的种种羁绊，走上了汉语诗学现代化的道路。如果说此前的“融和”向路还只是着眼于寻求中西诗学的交汇点的话，那么，四十年代所实现的则是另一种更高意义上的“融和”，一种既承传了此前汉语象征诗学探索的传统，而又真正回到了“自身生存体验的诗性传达”这一基本点的多种向路的“融和”。冯至的《十四行集》汇溶了歌德的高度哲理，里尔克的沉思和敏锐，以及中国古典诗人杜甫深广的人间情怀和东方哲学所独有的知性智能，它第一次使现代中国新诗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从而为汉语象征诗学的成熟形态提供了成果的范例。而以穆旦为代表的“新生代”诗人以其生活在历史的严峻时期的现代人的身份所作出的思索、感悟与抒发，则在质的变化上代表了汉语象征诗学所达到的高峰。
从某种角度来讲，是广布于世界的战争灾难直接催生了汉语象征诗学的成熟。汉语象征诗学的历程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潮有着大致相同步的发展轨迹，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汉语诗学的开放姿态。20年代的引进，由于必要的诗学储备的匮乏，及对于西方象征诗学特定的文化背景与艺术格局的陌生，所以不免在追赶世界潮流的急迫意识的操纵下，显示出一种众声喧哗的混乱局面。对于30年代来说，域外象征主义思潮之所以仍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共鸣，是因为它还没有能更加直接地面对极其冷酷、严峻、丑恶而复杂的赤裸裸的现代现实。40年代的“新生代”诗人群，与20年代的“象征诗”潮流，及30年代“现代派”的创作虽然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但是他们却从各自不同的渠道在汲取着此前的象征诗学探索成果的营养，并从当时传入中国的后期象征思潮中直接攫取着域外诗潮的灵感。但此时的中国诗人已不再将自己简单地纳入到西方的轨道中去了，这其中，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的间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新生代”诗人已经建立起了立足于自己的实际生存，去吸收和接纳异域诗学经验的自觉意识。如前所述，艾略特很早就已经进入了中国诗人的视野，但那时中国诗人对艾略特的关注尚主要集中于《荒原》所表现出的对于现代社会的绝望和否定精神，以及他的诗的更新的艺术技法。40年代对艾略特的关注则已深入到了他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活动之中，“新生代”诗人们用新批评的细读方式从其作品中挖掘着其创作意识活动的全部过程，并将这个过程与他的理论阐述结合起来，以便从整体上把握艾略特的诗学体系。同时把他作为一个窗口去考察西方诗学的发展趋向，为中国新诗的全面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佐证。同他们的前辈相比，应当说，“新生代”诗人在语言、思想、情感、知识结构及文化背景等等方面，都具有了比他们的前辈们更能摆脱种种的束缚，而将汉语象征诗学推向成熟的有利条件，这也可以说是汉语象征诗学整体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生代”诗人的称呼来自唐湜当时的一篇著名的论文《诗的“新生代”》，文中称“新生代”诗人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一般习惯上又将他们称为“九叶诗派”或”新生代”。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有着共同的创作目标与倾向的流派，但他们的创作和批评在某些方面确又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特征。波及全球的世界性战争所营造出的某种共同的诗学背景与经验氛围，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同时代的许多诗人有着某种内在的呼应，同时也是这群诗人能最终走到一起的基本前提。“新生代”诗人的创作成就主要集中在《诗创造》丛刊和《中国新诗》丛刊上，这是南北诗人的第一次大合作，“他们有想在艺术与现实间求得平衡的一致心愿；这里显然不存在倾左，倾右或居中偏左的问题，而是艺术与人生，诗与现实间正确关系的肯定与坚持！”“新生代”诗人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是一场空前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它在中国新诗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笔。
按照郑敏的说法，40年代的中国诗人在总体上呈现出这样几种形态，古典-现代主义（卞之琳、陈敬容、袁可嘉）；浪漫-现代主义（冯至、穆旦、郑敏）；象征-现代主义（辛笛、陈敬容）；现实-现代主义（曹辛之、唐祈、杜运燮）。这只是一种粗略的分类，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诗人在创作上的“高度综合”的特征。从象征诗学的角度来看，他们通过各自不同侧面的探索，最终汇流出了汉语象征诗学的崭新的面貌。《中国新诗》第1辑中的由唐湜执笔的《我们呼唤——代序》一文可以看作是他们的某种宣言，“我们是一群从心里热爱这个世界的人，我们渴望能拥抱历史的生活，在伟大的历史的光耀里奉献我们渺小的工作。”这个宣言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他们的基本诗学态度，最为核心的是，他们不再像倡导纯粹艺术的诗人们那样，将个体的自我从民族的“类”之中区分出来，而是将自我的生存融化在民族的生存与时代的历史之中。但这种融汇又并非是要彻底地泯灭自我以适应于群体的事业，而是将民族乃至人类整体当作个体存在的前提和镜子，以求在这样一个对象化的镜子的映照之下来返观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虽然融汇在时代之中，但又已经超越在时代的具体境遇之上，时代的具体事件诸如战争、饥荒、死亡、暴力以及一切荒诞的景观在他们那里都得到了一种提炼，并升华成为了一种对于世界和整个人类生存问题的思考。“我们应该把握整个时代的声音在心里化为一片严肃，严肃地思想一切，首先思想自己，思想自己与一切历史生活的严肃的关连。……我们应该有一份浑然的人的时代的风格与历史的超越的目光，也应该允许有各自贴切的个人的突出与沉潜的深切的个人的投掷。”这种融汇不同于“七月”诗人的那种战斗性，因为他们并不将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观念当作自己诗学思想的基石；如果说战争在“七月”诗人那里，所激发起的是“骄傲地活着”或“不屈地死去”的价值理想（冀访《生命》），及对于“大破坏”时代的呼唤的话（化铁《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新生代”诗人则更看重在一种广阔的视野范围里，具体地体味自身作为个体的人的苦难的生存境遇，在对自身灵魂的严肃审视中来获取深层的诗学经验，因而也就摆脱了某种单纯的说教与感伤或愤怒的色彩。正如袁可嘉所说，“在艺术上，他们力求智性与感性的融合，注意运用象征与联想，让幻想与现实相互渗透，把思想、感情寄托于活泼的想象和新颖的意象，通过烘托、对比来取得总的效果，借以增强诗篇的厚度和密度，韧性和弹性。他们在古典诗词和新诗优秀传统的熏陶下，吸收了西方后期象征派和现代派诗人如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的某些表现手段，丰富了新诗的表现能力。”当然，其中与他们大多直接受教或接触过西方许多著名的现代主义诗人的经历也有着很大的关系。穆旦等西南联大的诗人都曾接受过“当时任教于联大的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逊的引导。”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奥登在此期间的访华和创作的有关中国抗战的诗篇，为中国诗人打开了一扇更为切近的现代诗学之门。辛笛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时曾作过艾略特的学生，并与现代派诗人S·史本德及D·刘易斯等有直接往来。郑敏留学美国深入研习过现代西方文学，其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是一直为艾略特所推崇的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道恩。此外，偏于昆明一隅的西南联大，在此时也将汉语诗学探索的众多先驱者朱自清、闻一多、废名、卞之琳、冯至等等集中在了一起，这种直接性的交流和启发为他们提供了远较现实的具体境况要开阔得多的思维空间，而学院式生活也相对使得他们与现实保持了一段必要的艺术观照的距离。那种来自于具体生活的丰富的生存体验也由此得以沉潜下来，并最终凝聚成了对于人类生存本身的形而上的诗性思考。正如王佐良所说，“中国的新诗也恰好到了一个转折点。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们不满足于‘新月派’那样的缺乏灵魂上的大起大落的后浪漫主义；如今他们跟着燕卜逊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又读狄仑·托玛斯的‘神启式’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艺术之于中国诗人已不再是单纯艺术范围内的局部的或全面的诗艺实验，艺术在此已经与他们的具体生存融化成了一个整体，一个由“思”与“诗”的对话和交流而生成出来的圆融的世界，生命的升华与艺术的升华被同时呈现出来了。比较而言，在这群诗人中，辛笛的创作更典型地代表着诗化理性的探索方向，他的诗中虽也有着姜（夔）李（商隐）的影子，但其观照方式则是一种彻底的现代式的，他的由个人向民众再到人生的转变几乎完整地显示了三十到四十年代一般中国诗人思想演变的轨迹。陈敬容和郑敏的诗则往往越过人生，在自然的永恒之中寻觅着意象，以传达她们细微的生存感悟与思考，悲壮而不颓丧，凝重而又鲜活，颇有里尔克所谓“拯救苦难，献身苦难”的精神向度。唐祈的《时间与旗》则清晰展示着时间由现实向自身延展的张力与向度。杭约赫则把人放置在巨大的空间之中来洞察生命的本相。而这一诗人群体中最为卓越的一位诗人穆旦，更是将自身脆弱灵魂的搏斗和已经被现实碾成了碎片的生命对死亡的无尽的抗争展示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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