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需要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其具体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根据这一理论，熊彼特将百余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长波”。这三个长波的划分恰好与当时一些主要技术的发明、应用与传播，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的过程相一致。 　　近百年来，创新大潮的兴起主要与各国相继发生的工业化进程相一致，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上世纪上半叶曾研究过中国传统社会。他的《儒教与道教》表明，尽管早在宋代中国已经具备了工业化的初始条件，但由于中国没有基督教新教思想，所以中国停滞了，落后了。不过，这个被学术界称作“韦伯定律”的结论，在上世界70年代受到了挑战。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已经证明儒家思想与新教精神一样，具有“成就动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儒家“成就动机”的证明。 　　我们看到，美国的苹果、Facebook等公司的创新活动，均不是政府推动，而是以乔布斯为代表的个人所促成的。现代的市场经济和市场制度起源于西方，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原因。这种文化背景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天赋人权”以及广义上的“条件平等性”，这种平等性使自由、自主成为人们思想观念的基本要素。但这并不能作为西方市场经济演进的唯一原因，还要再加上西方民族所独具的重商主义传统、骑士式的冒险精神。这种文化特征带来了竞争和效率的观念、利润和企业发展至上的企业家精神，才使得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创新成为可能。当然，也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 　　创新是一种理念的开拓、精神的引领，具有个人主动性。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使得苹果的每一个产品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而是一种理念的化身——简洁人性化、挑战现状、标新立异、追求完美。苹果的设计和技术都是可以被复制的，但这种产品理念永远无法被复制，这种理念的创新是带给苹果公司产品巨大价值的最重要原因。因此，与其说苹果是一家卖产品的公司，不如说是一家卖理念的公司。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的创新主要还处于模仿创新的初级阶段，对创新的基础领域投入严重不足，离真正的自主创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除了发挥保障性作用之外，在创新投入方面，政府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加大投入。历史上难度较大的创新在投入上往往是由政府主导的。西方近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技术创新，包括个人计算机和因特网等，一开始也均是由政府主导的。这说明，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型可以带来革命性的创新。 　　就社会及政府的资源配置而言，可以参考“70-20-10”的原则加以配置，70%的资源配置于短期目标的实现活动，20%的资源配置于短期目标相关的活动，10%的资源配置于创新活动。 　　30多年来，笔者认为出现“中国奇迹”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此，要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一方面要继续发挥政府在重大项目上集中力量干大事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继续千方百计激励个人的主动创新活动，充分发掘其智慧源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