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身份证，但是却又能够起到身份证作用的类似的“证件”，比如明朝的路引。
此外，中国早在商朝时期便已经产生了模糊的户籍制，至汉朝的“编户齐民”则已经是一套相对完善的户籍制度了，此后再经历朝历代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也更加趋于完善。
当时的统治者之所以制定户籍制度，显然是出于政治原因，说白了是限制百姓的流动，只有百姓定居于一处，才能够更好的管理，才能够保证他们不会制造麻烦，即便制造了麻烦，统治者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获取他们的信息，从而解决麻烦。
所以，犯了事的人想要逃跑虽然不是不可以，但是会很麻烦，或者说很困难，因为官府不可能给罪犯发放能够让他离开所在地的“身份证”或者“通行证”。
我在这便以明朝为例，说一说为什么被诛九族的罪犯为什么没有选择逃跑，而是选择在家中坐以待毙。
《弘治大明会典》第一百二十三卷规定：“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捡司，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
不管是军是民，只要离开户口所在地，便得需要查验文引，文引由官府发放，既能作为一个人的身份证，也能作为通行证。
可是，如果你没有文引的话，你会被抓。对于你有没有文引这事，除了官府的查验之外，还允许别人告发，一经查明你确实没有文引的话，告发者还能得赏钱。相反，如果有人明明知道你没有文引却不告发的话，和你同罪。
除此之外，明朝还在重要地段设立巡检司，专门盘查陌生面孔又没有文引的人。
对于没有文引的人的处罚，《明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若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边缘关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绞。”
没有文引想要偷偷过关口或者渡口的，一经发现则杖打八十；过关口不走规定的门的，过渡口不走规定的渡口的，杖打九十；偷渡边关的，没成功的杖打一百，判刑三年，已经偷渡出境的抓回来判处绞刑。
明朝已经用明确的法律条文限制了百姓的流动，真想去哪的话，老老实实找官府申请文引，没有文引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别出百里范围之内。
被判诛九族的罪犯，能有经得起盘查的文引吗？可能性很低。
除了制定出了文引这一政策由官府对百姓进行监督管理之外，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也给百姓规定了类似的“政治任务”。
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颁布了一个律令：“凡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务业，俱在里甲，县府州务必周知，市村绝不许有逸夫。”
这条规定的意思是老百姓自己一定要知道邻居家有多少口人，还要知道彼此从事什么工作，如果一家人全在家中，没有离开的话，必须报备给县、府、州三级政府知道，市集和村庄中绝不能出现游手好闲的人。
看看，游手好闲也是罪，因为游手好闲意味着没有收入，也就可能会干犯法的事，属于危险分子。
如果违反这条规定的话，将会受到惩罚，《大诰续诰》规定：“一里之间，百户之内，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夫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
如果存在逸夫，里甲中的人坐视不理的话，一旦逸夫犯了事，里甲之人连坐，逸夫砍头，逸夫的邻居统统送去鸟不拉屎的化外之地。
这样的政策法律，想逃？你能逃到哪里去？所以，被诛九族的话，还是老老实实在家等着吧，反正也跑不了。
此外，除了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尽量堵住罪犯的逃亡之路以外，被诛九族之人自己本身的身份也注定他逃不了。
一个人能被皇帝叛诛九族，这个人得犯了多大的罪呀！换句话说，这个人非富即贵！这也就意味着他的家族必然是一个地方的名门望族，一个名门望族根植于一个地方，他的底细哪能逃得过皇帝的调查？
这样一个罪犯，他家有多少地，有多少房产，又多少人口，这些信息，恐怕早在皇帝叛他诛九族之前已经摆在皇帝的案上了。
更何况，一个所谓的富家豪门，说白了他们一个家族的人基本是住在一起的，皇帝真要诛他九族的话，只要派兵将他的宅子围起来，想跑都跑不了，即便会有几条漏网之鱼也影响不了大局。
所以，古代那些被判了诛九族的人，除了尽量多弄走几条漏网之鱼以外，罪犯本人根本跑不了，也不敢跑，只能束手就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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