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春季与夏季禁止行刑之外，可能在汉代——也像后来一样——就已开始禁止在夏至和冬至时执行刑罚，尤其是冬至禁止行刑。当然，汉朝政府并没有明确宣布禁止在夏至与冬至这两天行刑，但我们确实知道，在当时和后来，夏至与冬至这两天在中国人眼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两天中，“阴”(冷、黑暗)与 “阳”(热、光明)互相转化。为了避免对宇宙秩序的转化形成某种干扰，在夏至与冬至的前后数天内，政府活动应暂时停止，而执行刑罚的活动显然应包括在这些暂时停止的活动之中。但是历代问斩的时间并不一定在秋后.至明清才固定于秋后..嘉庆之后又改于随判随斩.此由来依据农民作息相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来做区分.古代死刑犯被判死刑之后通常都会要求集中处死.亦会事先公告.为何选择秋冬二季实行.主要是考虑示警的作用.农民在秋冬二季较为空闲.也方便地方官动员民众观看.当时有强迫民众观看.一般行刑的时间大约集中在9-10月之间.所以会有秋后问斩一词.秋季带有肃杀之气，因此死刑多于秋季执行。再则大概是因冬天百物萧条，亦是进入一年的尾声，亦适合执刑，春天象征新生，夏季万物正蓬勃生长，因此较不适宜取人性命吧。
我国历史上，有关“秋冬行刑”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而关于刑杀与时令的论述最早见于《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
古时候，由于科学文化的落后，人们不能正确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某些现象，认为在人类和自然界万事万物之外存在着一个能支配万物的造世主。灾害、瘟疫、祥瑞、丰年都是上天赐予的，因而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天意。设官、立制不仅要与天意相和谐，刑杀、赦免也不能与天意相违背。春夏是万物滋育生长的季节，秋冬是肃杀蛰藏的季节，古人认为，这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则，人间的司法也应当适应天意，顺乎四时。 秋季对应五行中的“金”，金的本性冰冷，
同时秋季时期，除金旺、水相（有点旺的意思）外，土休（休息），火囚（困住了奄奄一息），木死。从五行中讲这时生命沉寂，一年四季中生命力最低（这和我们现代人以为冬季生命力最低不同，五行中冬季是水旺、木相、金休、土囚、火死）。而且金代表用于砍伐的工具，是破坏的代表。
另外，从方位上，金位是西方，日落之地。这也好理解成人之将死吧。
所以说并非“封建统治者借天意之名”，不要想得太政治化妖魔化了，古人也不过是顺应传统（或说天意）罢了。
西汉中期儒学春秋公羊派大师董仲舒（前179～104）继承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创造出一套“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他认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天意是“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后刑”的，所以应当春夏行赏，秋冬行刑。如果违背天意，就会招致灾异，受到上天的惩罚。从此，“秋冬行刑”遂被载入律令而制度化。
汉代法津规定，刑杀只能在秋冬进行，立春之后不得刑杀。唐、宋律规定：从立春到秋分，除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之外，其他罪均不得春决死刑。清代规定，经朝审应处决的犯人，也需在秋季处决。
西汉时期行刑的时间在农历九、十、十一、十二月，到了唐代，死刑执行的时间定在十、十一和十二月。唐代这一规定一直为后世采用，直到清末。
“刑以秋冬”的制度虽然不致耽误农业生产（秋冬一般为农闲之日），对统治者恣意妄杀起某种缓冲作用，但其政治实质则主要是封建统治者借天意之名，行杀罚之实，表示用刑是天命所定，不得违抗，让老百姓俯首贴耳地任其宰割，使其统治得以巩固。正因如此，一旦形势处于紧急状态或危及其根本利益的重大案件，统治阶级就不顾一切，而以“斩立决”“决不待时”加以处决。例如，清末，戊戌变法失败，1898年9月2日，谭嗣同等6名变法维新派人士被捕。凶残的慈禧太后，竟未经提审，就将这6位变法志士于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刑场处以极刑。
秋天后，更加有悲凉的意味，，面临死刑的人也更加思念亲人
跟现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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