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到底如何去评价？

评价汉武帝

正剧和正史是两码事，而正史和真史又是两码事。无论大厦将倾时，还是国运昌盛时，

汉武帝总能成为中国人的历史资源和精神资源
端详汉武帝

几分功过？
吴思毫不掩饰自己对汉武帝的观点：“我认为汉武帝过大于功。功过四六开，

甚至是三七开。”
仅就汉武帝最大的业绩攻击匈奴来讲，吴思认为，从战争的效果看，国内民生

凋敝，外患并未根除。汉武帝的铁血政策未必是最佳方案。同样的效果，以代价更

小的方式完全可以达到，比如修长城。
对于汉武帝生平形成的“精神遗产”，吴思认为：精神遗产，看怎么说。打仗

可以看成精神遗产；修长城，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再比如清朝，睦邻友好，邻国

有困难时伸出援手，两利，双赢，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三种精神遗产，哪种更好？

为什么非要打呢？难道说，我们的祖先把匈奴打到欧洲，然后祖先的手下败将再把

欧洲灭得灰头土脸，这个才更好？
缺了汉武帝的霸道，我们民族是否会因此少了一种激烈情怀？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老百姓哪能为这种帝王的霸道感到自豪

呢？”吴思说，“小孩身上被人吐了一口痰，他上去就把人眼睛挖了，我想任何父

母都不会觉得这是好事。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太旺盛，当一

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

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如果他的所作所为导致后人效法攀比，那就

更不好了。还是想想孔子的精神遗产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是否已从个人行为转化为民族的共同记忆？他功劳真的需

要那么激烈的质疑吗？
“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自己的评价。晚年汉武帝自己下罪己诏了。我们

更应该从这笔精神遗产中获益。”吴思笑盈盈地说。
总之，吴思认为汉武帝个性鲜明，雄才大略，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的过失，而

且过大于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朴民则认为，汉武帝功劳大，错误多。文帝景帝是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武帝则是弄个乱摊子，让别人来收拾。
然而与吴思不同的是，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是在诸多内外方略中，选择了一个

短期有利有弊、长期影响深远的方略。
英雄造就了时势，时势也成就了英雄。一方面，汉武帝时代，汉朝确实具备了

主动出击的经济实力。汉高祖时期，天子的车都凑不齐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外

出乘牛车。汉朝屡屡受害于匈奴，却只能选择和亲。经过“文景之治”，汉武帝的

政策已经具备了多种选择的条件。另一方面，汉武帝的决策无不带有强烈的个性色

彩。相同的外部条件，换一个皇帝，决策也许就完全不同于汉武帝。除性格原因以

外，公羊学对汉武帝的影响也很大。公羊学是儒家中与法家结合得比较紧的学派，

它讲究的是“大一统”、“尊王”，还有就是“大复仇”。所谓“大复仇”，就

是后代对于先辈的耻辱，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复仇。

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时代，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汉朝的盛大，不仅表现在物质
文明上，更表现在精神状态上。不要说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将军，就连社会底层

也不乏郭解这样的“豪侠”，连司马迁这种黄老出身的文人，也胸怀天下，锐气逼

人。那是中国人精神锋芒外露的年代，是野性昭彰的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天

下绝不仅有汉武帝一个英雄———彼时英雄如潮，汉武帝是浪尖上最炫目的一朵浪

花。汉武帝是具有世界情怀的中国人，所以他才得以从文化心理上、从基本疆土上

确立了中国人是中国人。后来历史沧桑，我们的民族性中，野性成分越来越少了。

撇开道德判断而言，一个民族毕竟是需要积极进取精神的。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葛剑雄对汉武帝的功过则倾向于描述。
汉武帝时代，在中国的疆域中，农耕区域基本定型，一直到现在都差不太多。

汉武帝打败了匈奴，夺取了适合农耕的河西走廊。如果没有河西走廊，中国的疆域

就不会发展到中亚。岭南，汉初实际上难以控制，汉武帝时代重又回到中央政权控

制之下。中国历朝历代都追求“大一统”，这些地方不统一进来，就不能算完成了

标准意义上的“大一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基础。“客观地说，

儒家适合中国农业社会。汉武帝只是完成了儒家作为权威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如

果儒家不适合中国社会，就算再有几个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没用。”葛剑雄说。
汉武帝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政府结构也影响深远。汉武帝时代的

“内朝”、“外朝”制度，后世基本沿袭，变化不大，比如唐朝三省六部制，内阁

制等等。
葛剑雄认为，汉武帝确实有穷兵黩武的一面。反击匈奴，却把军队打到了今天

的哈萨克斯坦境内，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用追求和平来解释。汉武帝为了让李夫人的

哥哥李广利获得封侯的机会就发动战争，这种私人动机不应该替他隐讳掉。
盐铁官营，把专制集权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杀鸡取卵的方式聚敛财富。

事实证明，这些政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流民四起，人口减半。
另外，汉武帝还梦想长生不老，导致骗子纷至沓来，搅扰朝政。晚年刚愎自用，

性情叵测，儿子杀了，夫人也杀了，后来谁被他任命为丞相，就会感到大祸临头，

还有人哭着不肯做丞相。
从各方面看汉武帝都很像秦始皇。然而他和秦始皇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晚年有所

反思：颁诏罪己，息兵休养，顺利交班。这些政策的实施，多少弥补了早年狂悖所

造成的灾难。

学者最想看什么？
葛剑雄完全没看电视剧《汉武大帝》，因为“我不必通过电视来了解汉武帝”。

吴思也一样，“我没有看的欲望。电视剧没完没了，浓度太低，太耽误时间了。有

看电视的时间，不如看历史资料。”
两位学者都没看《汉武大帝》，但也都有自己的好奇。
葛剑雄说：“如果我去看《汉武大帝》，我最想看到的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汉武

帝。别套光环，也别抹黑；汉武帝是政治家，也是普通人；是暴君，也是明君。
“如果要表现汉武帝，尊重这段历史，一定要把汉武帝的复杂性表现出来。一

方面，汉武帝是历史时代、整个社会的产物。他的一生，无论个人命运，还是政治

生涯，经常会使人浮想联翩———历史竟然有如此之大的相似性。早年的汉武帝意

气风发，功欲炽烈；晚年宁可把监国大权交给大臣，也不交给亲属，最当他权力达

到顶峰时，实际成了孤家寡人。当他后悔时，一切都晚了，这是帝王的典型悲剧。

可另一方面，汉武帝也是人，人的七情六欲他都有，他晚年时，大臣的孩子抱着他

玩，他会感到非常高兴……
“司马迁，也有不那么伟大的一面。他富于情感，这对文学家是优势，对历史

的记录者却是短处。他对自己喜欢的人物描写中往往有夸张成分，而对有些重要人

物却过于简略。李陵的战败和投降，汉朝方面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他的个性也有

软弱的一面，以民族大义衡量就不可原谅。总之，人无完人。”
葛剑雄说，自己没有看战争的大场面的欲望。看待汉武帝讨伐匈奴，他认为不

能只从汉族的角度看，汉朝和匈奴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匈奴人被打到“失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程度，历史的伤痛是否更深重？

要从生存斗争的角度看汉匈斗争。
吴思对汉武帝最感兴趣的有三方面，却都与视觉关系不大。首先是汉武帝如何

处理对外关系，其次是如何处理与工商阶层的关系，再次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的争

论。这三者是浑然一体的，但如何处理与工商阶层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历代皇帝永

恒的问题，也是现阶段吴思最感兴趣的历史问题。在汉武帝时代，这个问题在争论

中达到高潮，焦点是，工商业是官办好还是民办好？
吴思说：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这点在汉朝已经是共识了。治天下，

和谁共治呢？
“战乱平息，王朝初建，中产阶级往往已经被消灭殆尽，此时天下以自耕农为

主要人口。然而和小农共治天下是不可能的。皇帝就会通过官僚体系控制农民，与

官僚集团共治天下。接下来，地主阶层发展起来，并迅速与官僚结合。此时皇帝与

官僚地主共治天下。农业定局了，再接下来，工商业发展起来。统治者就开始考虑

是否与工商业阶层共治天下的问题。但是工商业阶层在中国一直很弱小，历史上工

商业阶层一直没能力与统治阶层讨价还价。
“统治者对待工商业，最简单同时也是最笨的方式是，把有大利可图的行业拿

过来自己垄断。汉武帝时的盐铁行业即是如此。汉初的冶铁行业，应该是民营的。

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秦时被从赵国发到四川。到了四川之后就办起了冶炼企业。

当时战争频仍，钢铁需求旺盛，很快卓王孙就富甲天下了。直到汉武帝时代，卓文

君和司马相如私奔时，卓家的日子还过得相当好。冶铁能有这么大利益，官家当然

不会袖手旁观。官家把盐铁拿到手后，企业马上就会出现低效、腐败等现象，由大

利变成亏损。此时，民间力量就有机可乘了。他们会想方设法收买官员，分得一杯

羹。官员被收买之后，整个社会的实质就变了。”
吴思认为，民间力量渗入官营工商业的过程不会是正式的、公开的，而是偷偷

的，是“一个人的革命”。但吴思不认为此时官家就会代表私营工商业力量：“没

杀鸡取卵，就是代表鸡了？那不是可笑吗？”
汉武帝将盐铁官营，后来引起争论。法家认为，盐铁应该官营。而儒家则反对

“与民争利”。法家的道理堂皇，而儒家的证据充分。比如，冶铁官营之后，镰刀

割不动草，价格却很高，没人买就摊派。企业为了完成指标，就制造大件，卖不出

去就堆着生锈。
早在汉武帝时事实就已证明，工商业官营是行不通的。然而这种争论一直在翻

版，只是每次的争论用词都不一样，大家都自以为碰到的是新鲜事。历史的经验教

训就这样被忽略了。
比如宋朝，王安石时代类似争论又出现了。汉武帝时代的悲怆，重蹈覆辙就会

具有闹剧色彩，而反复重蹈覆辙就让人哭笑不得了。

把关。他对电视中汉武帝如何把握时机特别感兴趣：什么时候韬光养晦；什么时候

确立儒家意识形态的权威；什么时候打匈奴；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选择接班人……
电视剧《汉武大帝》结束于汉武帝辞世，而黄朴民很想看到后来发生的故事。

武帝死后，霍光主政期间，社会上“贤良”、“文学”纷纷发难，对汉武帝全盘否

定，而桑弘羊一派则坚决捍卫汉武帝的一切政策。霍光一方面调整政策，将“贤良”

、“文学”的怨气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另一方面则仍肯定武帝的功劳。正由于霍光的

务实态度，汉祚才得以延续，重又振兴。
除此之外，“有些台词设计得挺好，比如‘让人家讲话嘛’，大家一听就会感兴

趣。”黄朴民说。

艺术归艺术，历史归历史
历史专业学者，对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反倒更宽容。
葛剑雄认为，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基本上符合史实就可以了。完全是编造的也

没什么了不得，只要说明白就是‘戏说’就可以了。”
“大家下班回来，一天忙下来都很辛苦，谁还想坐下来接受历史教育？”真正的

历史知识和观念还得靠历史廛和历史书的传播。
那么汉武帝时代，电视中人物却一口现代用语，这可以接受吗？
葛剑雄认为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都用汉朝话说观众听得懂吗？再说，就算

用汉朝话说，我们所知道的也仅限于汉朝书面语，汉朝口语有谁知道呢？
葛剑雄说，如果过分计较历史的真实，《史记》也是值得怀疑的。中国的历史文

本一向承载着政治任务，孔子编篡《春秋》就是贯彻分阶段的政治主张，甚至不惜掩

盖和篡改史实，审众所周知的。我们应当善于透过文本来猜测背后的事件和真实。只

有如此，我们才能发现，书中所谓“天子西狩”并非皇帝外出打猎，而是被人赶得往

西逃跑。
黄朴民也持相同看法。他说，艺术归艺术，历史归历史。不要期望历史剧承载太

多的东西。如果太过较真，那么《三国演义》就没法拍了。敌我双方上将大战五十回

合，双方小兵围着观礼。大将一死，小兵一哄而散。真实的战争哪有那么打的？
追求真实应抱有合理的期望值。黄朴民提出了两种可以实现的真实：“近似真实”

和“逻辑真实”。
李广之死，《史记》里明确记载是因为误期自杀，但在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李

广是战死的。为了艺术效果而“近似真实”，是可以接受的。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太皇太后和田羛烧毁了景帝留给窦婴的遗诏副本，导致

窦婴以“矫诏”罪名灭族。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但逻辑上是成立的，这就是“逻辑

真实”。
当然也不是一味的宽容。黄朴民认为，历史题材的正剧应该具有“四大”：
大真，即大处真实；大气，创作者应具有博大的历史观念和民族情怀；
大雅，要尊重艺术创作和艺术想象的规律，不必拘泥于历史的细枝末节；
大美，历史剧的视觉效果要求应当更高一些。
黄朴民认为，历史题材的正剧，是一个历史公众化的过程。其中出现的问题，应

该借鉴西方影视史学的方法论，把疑问和批评当做一个课题来研究，以此引导历史题

材正剧的创作。
每次历史题材的正剧热播，历史都要接受一次现代价值观的重新评估。面对历史，

现代人很轻易就可以获取道德优越感，这样做有意思吗？葛剑雄认为，历史是不断发

展的，没有完全一样的历史；然而历史又是永恒的，人们必然会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

行臧否。过去社会还没有达到言论自由的程度，人们不得不通过评判历史来表达现实

观点，应该说这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