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与陶瓷绘画变迁的缘由

唐代长沙窑瓷器的装饰开始引入国画艺术，由此瓷器装饰花纹的内容题材大大拓宽和丰富起来了。长沙窑釉下彩绘装饰的内容有人物、花草、动物、山水云气等多种题材，组成了生动活泼、自然逼真的装饰画面；长沙窑釉下彩花鸟画的表现，与当时画坛发展正盛行的花鸟画工笔宫廷绘画风格完全不同，用笔较率意奔放。例如“青釉山雀纹壶”，简练的几笔一气呵成，将鸟的眼、嘴、颈、腹等所有结构圈出，并用淡色料笔补足鸟的头、腹、尾等结构，有如宣纸的效果，是富有率性的创作。而唐代画坛工笔画风格则力求写真求实、精妙传神，画法勾线细幼工整而傅彩晕染精到。如唐人物画家阎立本的《职贡图》；线条刚劲有力，色彩古雅沉着，人物神态刻画细致。唐代花鸟画的代表人物有边鸾《花鸟图》、韩湟《五牛图》；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约上的中国画，纸质为麻料，作品造型生动准确，设色清淡古朴，浓淡渲染有别，画面层次丰富，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长沙窑釉下彩山水画深受当时宫廷山水画影响。例如“青釉山水纹瓷罐”所画的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工笔青绿山水，线条刚硬山石质感、动挺有力，画面布局山峦重叠。

以康雍乾三朝为代表的清代瓷器，是中国古代陶瓷业的一个高峰，尤其是陶瓷绘画吸收名家画法，运用不同的深线料色渲染，出现了大量的色彩纷呈，内容生动的瓷画。其内容上也出现新的变化：人物故事、鱼虫禽兽、花虫蔬果、吉祥如意的题材。康熙五彩发明了浓艳超过青花的釉上蓝花和有墨漆光泽的黑彩、金彩，衬托在五彩画面中，显得五光十色，从康熙五金彩，衬托在五彩画面中，显得五光十色，从康熙五彩“人物图笔筒”中可以看出，当时画风深受明末画家陈老莲的影响：线条老练而挺拔刚劲，注意粗细疏密变化。明末清初，汉家的文人士子们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于晨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反正统的画家，代表画家有弘仁、髡残、石涛、朱耷等所谓“四僧”。其中朱耷一八大山人与江西民窑青花的绘画有着密切的关系：八大山人的绘画，多缘物寄情，主观成分较多。如他画了不少“瞪眼”和“白眼向天”状的鸟和鱼，尤其是那些缩嗦凸肚的鹌鹑之类，一向被理解为他愤世嫉俗、反抗清廷的情绪。其实，青花陶瓷绘画上的“瞪眼”造型可说贯穿整个明代，而瓷画上的“白眼向天”影响亦是在八大山人的生活时代多处可见。这说明陶瓷绘画为住所离景德镇不远的八大山人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和来源。这个时期的民窑青花花鸟画，往往以灵动的笔性，自由的性情，生动的意趣，活泼的构思，创造的天性，直入中国绘画“气韵生动”的境界。如“天合青花画猫图”那样的洒脱传神、随意，与官窑青花的精谨表现相比，是截然不同的风格。这种陶瓷绘画的风格与明清对的文人写意花鸟的蓬勃发展有密切关系；从“白阳青藤”、八大山人、石涛直到“扬州八怪”。他们作品多写梅兰、竹、石，善用泼墨写意，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形式也不拘一格，狂放怪异，在画坛上独树一帜，富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