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账户应怎样开放以及如何控制风险

一、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
对资本的跨境流动进行管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石之一。在邓小平启动改革之后的三十余年中，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政策一方面引导资本流向战略性发展目标，另一方面维持着金融体系稳定。这一时期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增长阶段，此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超过10%。此外，中国有保留的金融全球化使得改革能够按计划顺利推进。在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蔓延全球，新兴市场受到重创，其中亚洲受创尤为严重。然而，中国相对封闭的资本账户缓解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中国的领袖们认为，中国经济需要转换发展模式，中国政府也为实现新的发展模式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尝试。渐进的资本账户开放始于1994年。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几乎取消了所有针对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限制，显著放宽了对间接投资的限制（但仍然对间接投资进行额度管理），但跨境货币市场交易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依然受到严格管制。然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从2009年起已然加速。人民币交易结算机制以及所谓的“回流机制”，已经导致跨境短期资本流动面临的限制显著放松。香港的人民币交易，则为利用人民币汇率价差进行套利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和风险。稳定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针对人民币的套利交易变得十分火爆。香港等离岸人民币交易市场的发展，以及针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部分开放，使得部分人士认为中国的资本账户要比官方政策表述的更加开放。根据有关估计，2014年中国跨境银行信贷敞口达到一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12%（Verma, 2014）。从2009年起，在中国事实上形成了资本流动监管的“双轨制”：以美元结算的跨境资本流动仍然由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实行更严格的管理；然而，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资本流动则由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的附属部门管理，其监管力度远较前者宽松。换言之，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事实上已经为中国的跨境短期资本流动进一步松绑。
在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证实了这一动向。中国政府表示，将“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CPC Central Committee，2013）
因此，争论中国是否应该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没有意义，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决定。但是，讨论资本账户如何开放以及以怎样的速度开放，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
从理论上来讲，当一个国家管理其金融部门的能力达到一定阈值后，资本账户开放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资本账户开放能够促进金融部门的竞争、促进投资多样化，并且改善经常账户失衡。截止上世纪末，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开放了资本账户。
然而，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发现，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在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与之相反，在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危机爆发之间似乎存在相关性。此外，有证据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导致不平等程度加深。
对中国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有新的证据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将会加剧不平等。由Furceri和Loungani (2013) 完成的一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观察了50个发达经济体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案例。发现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一年后，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大约会增加1%，而五年后则会增加2%。

此外，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们还担心，资本账户开放将会削弱一国制定经济政策的能力。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政策制定者总是处于“三难选择”。经济学家罗伯特.q蒙代尔通过将凯恩斯的相关研究进一步理论化，指出一个国家只能同时使用以下三种政策工具中的两种：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对汇率的控制以及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管理。
事实上，资本账户开放所导致的政策控制力削弱，可能比蒙代尔所言更为严重。有关部门可能彻底失去对货币的控制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只能选择资本账户波动究竟在哪里显露出来：是在货币与信贷总量上，还是在汇率上。对中国而言，为应对三难选择而对汇率进行干预，支付了巨大的冲销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