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对法拉奇失言的内容？

基辛格，这位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有14个亲属死于德国纳粹的集中营。1938年全家逃到伦敦，后又迁居纽约。一个英文单词都不懂的他，曾以优异成绩考入哈佛大学，并留校任教。21岁时服兵役，并挺身政界，成为连续三届美国总统的顾问。
法拉奇向他发出请求采访的信函后，从不单独会见记者，只在官方记者招待会上做表态发言的基辛格立即就同意了。因为他阅读了法拉奇在越南采访北越领导人武元甲的访问记，他也想借法拉奇之笔，阐述美国政策，兜售他自己。
是时，美国侵入越南的战争已届10年。由于旷日持久，美国国内反战浪潮日趋高涨，迫使美国政府逐步放弃对南越政权的支持，和北越共产党人进行停火谈判。
1972年11月2日上午，白宫。
“早安，法拉奇小姐！”基辛格和法拉奇一起走进那间陈设华丽的书房。那里堆放着许多书籍和多部电话，墙上有抽象派的画和尼克松总统的照片。
基辛格进屋后竟忘了法拉奇的存在，伏案阅读起一份文件。他这样做既愚蠢又不礼貌。但是，这种局面倒使法拉奇有空研究对方：粗壮的矮个子，顶着一个羝羊般的大脑袋。
读完文件，基辛格转身坐在旁边一张比沙发高的安乐椅上，居高临下，发问对方。他不知道下面的问答，将会带给他什么样的难堪。
“就像我对您说过的那样，我从来不接受单独采访。这次我考虑接受采访的原因，是我读了您关于武元甲的访问记。你说武元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提问的口气使人感到他似乎没有多少时间。法拉奇不得不简要地回答：“我觉得他既和蔼，又傲慢，归根到底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我对他毫不感兴趣，但是他对我讲的话可是千真万确的。”
基辛格眼珠里闪着智慧也含着敌意：“为什么呢？”
“因为武元甲1969年所作的预言在1972年成为了现实。”
“有什么例子吗?”
法拉奇通过例证把采访展开：武元甲说美国人将逐步从越南撤出去，最终放弃这场使他们花钱越来越多并把他们引向通货膨胀的战争。
基辛格表示同意地叹了口气，做了个鬼脸。他是个能出色控制自己表情的人，很少让嘴唇和眼睛流露出他的真实情感。但在这次会晤中，他没有约束自己。每当法拉奇表示反对南越“总统”阮文绍时，他都点头表示赞同或会心地微笑。
基辛格打开中国之门之后，曾经四十多次来华访问。
需要凭借权势来壮胆，这是怯懦者的经常性表现。法拉奇发现了基辛格的弱点，用话题引诱，由浅入深。她先从美国和北越和平谈判的日期谈起，问基辛格为什么受到越南两方的严厉谴责，甚至是带有侮辱性的谴责，是否准备单独与河内签约实现和平。
基辛格说，请别问我。我只能告诉您我们决心实现和平。阮文绍不同意，这是他的事情。
法拉奇接着问：“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选择谁?”
这是个有失恭敬的问题，意在探寻美国政府在北越和南越的选择上有何新的考虑。
基辛格没有答复。无言以答的本身就是个最好的答复。法拉奇继续发问：“如果我替您回答，我想您会更乐意与黎德寿共进晚餐吧！”
这是美国外交圈“教父”和“大腕”面对记者的困窘，还是有意回避一种充满利害的取舍？法拉奇再次追问基辛格是否喜欢黎德寿这个人。
基辛格不得不答道：“他是一位对事业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他很严肃，很果敢，总是彬彬有礼，很有教养。他有时也非常强硬，甚至很难对付。这正是我尊敬他的地方。当然我们的关系完全是工作上的。他身上存在某种程度的和蔼，有时我们还互相开玩笑。也许有一天我会去河内大学教国际关系，他会来哈佛大学讲授马列主义。”
在谈判的唇枪舌剑中，常有插科打诨的语言，因为外交就是外交，充斥着技巧和方式，许多时候是不会有多少实在内容的。但是，一个西方的领袖人物，表达了对东方对手的敬佩，这不能不说是个新闻。
法拉奇说：“今天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张可怕的照片，是一张死去的十分年轻的越共的照片。还有一条惊人的消息，一架直升飞机被越共的子弹打中击落，机上22名美国人全部身亡了。”
“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请您不要叫我再谈越南了。”
当时在美国民众中，有很多人认为如果基辛格和尼克松接受和平协议，是对河内共产主义的投降，指责他们放弃了对南越的支持。在法拉奇就此提问时，基辛格答道：“这样议论尼克松总统是荒唐的。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投降，是要给南越在目前条件下生存下去的机会，当前，需要的是政治上的条件而不是军事上的条件。就像我们一贯所说的那样，现在轮到南越人在未来的政治竞赛中取胜了。让我们谈论除了越南以外的其他事情吧。”
“基辛格博士，您不是和平主义者吗?”
“不，我想我不是。尽管我尊重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但是我与任何一个和平主义者都完全不同。我只同意与彻底反对暴力的和平主义者进行交谈。战争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条件决定的。比如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是必要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战争本身是必要的，也不意味着国家必须通过战争来保持自己的威严。”
法拉奇感到基辛格的答问就像鳗鱼一样，常游离开话题而两面摇摆。但正是在这种摇摆中，美国政府对越战争的新变化已现端倪。她继续问：“那么关于越南战争您有什么要对我说的?我觉得您从来没有反对过越南战争啊。”
“我怎么可能反对呢?即使在过去我不处在今天的地位时……也没有反对过越南战争。
“我们的作用是逐步减轻美国卷入这场战争的程度，以至最后使战争结束。归根结底，历史将判断谁做了更多的努力：是那些只批评别人，自己却不做任何事的人呢，还是像我们这些努力去缩小战争，最后结束战争的人?当一个国家卷入一场战争时，只是嘴里说应该结束战争是不够的。这与主张参与这场战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法拉奇向纵深开掘：“您没有看到这是一场无用的战争吗?”但基辛格开始支吾起来。当然，他当时不想谈、不能谈的许多问题，后来都在他的《复兴的世界》、《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动乱年代》等著述中，昭示无疑了。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基辛格没有改变过那种含有讽刺或表示严厉的目光，始终保持着单调、不变的声调。法拉奇后来说，录音机上的音量指针本来是随着讲话人的声音大小而摆动，但是在基辛格讲话时，指针却始终一动不动，语调如同雨点打在屋顶上的那种恒久的滴答声。

法拉奇在与基辛格的谈话中，辛辣地揭示了对方的这个弱点。
采访之前，基辛格几乎没有向媒体表露过心迹，也没有袒露过个人生活和性格。采访中，法拉奇让基辛格解释他如何取得外交界的明星地位，基辛格回避躲闪，语焉不详，后来，终于被法拉奇巧妙地引出了这番话：“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狂野的西部故事中的一个牛仔，骑着马，独自指挥着一支大篷车队。”
基辛格从来不接受单独采访，只对法拉奇例外。
基辛格安然端坐，两臂握着扶手，跷着二郎腿，以致上衣紧绷绷的，随时有崩掉纽扣的危险。法拉奇问，怎样解释您成了风云人物，甚至几乎比总统更出名这一事实呢?对此，您有什么理论吗?
“有的，但是我不告诉您。因为我与一般人的理论不一致。就拿关于聪明的理论来说吧，对于掌权来说，聪明并不那么重要，甚至往往是无用的。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说是如此，干我这一行的人也同样不需要太聪明。我可以肯定，您对我在世界闻名这一点也会有您的理解。”
“基辛格博士，我不敢肯定。我想通过这次采访找到根据。我想归根到底是成功使您出了名。我的意思是说您像一个棋手走了几步好棋，首先是打开中国之门这步棋走得好，人们总是喜欢能吃掉国王的棋手啊。”
“是的，中国是我取得成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但是关键还不在于此。关键在于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一点，喜欢独来独往的骑马牧者，喜欢只身进入城市和乡村的骑马牧者，仅此而已。即使不带手枪也没关系，只要他在行动，在正确的时候去正确的地方，像西部电影里的人们一样。”
“我明白了。您就像不带枪的亨利·方达，为理想伸出拳头。他是孤独的，勇敢的……”
基辛格打断了对方的话：“不一定需要勇敢。事实上，对骑马牧者来说勇敢是次要的。他只需要向人们表明他单枪匹马地进了城，单独地行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和令人吃惊的人物就适合于我，因为单枪匹马是我的风格，也可以说是我的技巧。还有独立性，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最后还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我对自己做的事一向坚信无疑。我不要求享有盛名，也不追求名望。我丝毫不怕失去群众，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是我为群众的反应所干扰，那我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真正的好演员不是单靠演技，他们演戏时既用技巧又靠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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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结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会选择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