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称我国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条件，为什么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2025-04-03 18: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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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存在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经济、政治乃至社会文化方面均存在着一些问题。

近日，林毅夫称我国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条件，林毅夫认为，新常态作为一个舶来词，欧美的新常态，与中国的新常态有本质不同。欧美的新常态意味着低增长高失业率，而中国的新常态是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遇到的新情况，但中国仍然具备后发优势。最后，林毅夫还乐观预测，如果中国经济保持7%的平稳增长，2020年中国有望摆脱世行眼里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1.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2.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据华尔街日报5月7日报道，探寻各国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度原因是一件苦差事，从数据采集到逻辑梳理，研究的难度较大，不仅涉及到经济层面的诸多原因，还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等诸多方面。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与转型升级的失败，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赶效应”的消失、不断上涨的要素价格、内外失衡等等，而转型升级的失败则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或战略失误、国内经济的脆弱性、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等等。

其实“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有许多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出现的问题。

总结：总而言之，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多个方面的，我们要小心提防，以免掉入这一陷阱中。

回答2：

【摘要】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对总结国际经验有重要意义。我们选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进行比较，可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亚为4.0%，而韩国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42美元，已达到了当时的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而韩国当时仅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但到45年后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到8236美元，仍为中高收入国家水平，马来西亚则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韩国则达到了191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从研发费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达到2.64%，高居世界第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20.3%和29.5%，韩国也有明显优势。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40.9%，马来西亚为22.1%，均远高于韩国7.8%的水平。

【结语】针对中国经济放缓而产生的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命运，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发展成功的秘方。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因势利导型政府，比较优势的结果是开放经济和后发优势、宏观稳定、高储蓄和高投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失败与中国双轨制成功的原因分析，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对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回答3：

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几个方面的原因。

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

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

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

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

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

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